1966年春，北京中南海的一间书房里，毛泽东与秘书田家英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桌上的文件、书稿和信件仍按惯例摆放着，田家英却接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安排：暂时回家休息，等候通知。
毛泽东对他说：“今后我若不找你，你就别再来见我了。”
这句话听起来冷峻，背后却有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一位领导人对秘书处境的判断。田家英没有想到，自己离开书房后，人生将很快转入一段无法挽回的悲剧。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早逝后，家庭经济困难，他很早便离开学校，到药铺做学徒。生活拮据，读书的念头却没有熄灭。他靠着微薄收入和稿费，阅读历史典籍、文学名著，逐渐练出扎实的文字功底。
少年时期，他开始向报纸投稿，并使用“田家英”这个笔名。文章屡次被采用后，他重新考入学校，一边读书，一边依靠写作维持生活。饭菜简单，时间紧张，他却常常泡在图书馆里。四川文坛后来称他为“神童”，并非只因聪慧，更因为他在困顿中保持了惊人的求知欲。
有意思的是，田家英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文章写得漂亮的青年。他关心国家命运，也关心普通人的生活。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他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接触进步思想。1937年因发表抗日言论，他受到学校处分，随后奔赴延安。
在延安，田家英一面从事宣传和教育工作，一面继续写作。他的文章曾引起毛泽东注意。那时的田家英年纪很轻，却能够把历史人物、现实政治和民族处境联系起来分析，文字中少有空泛议论，多有现实关切。毛泽东由此记住了这个四川青年。
1948年，中央书记处工作繁重，胡乔木提议增加秘书人员，田家英因此进入毛泽东身边工作。第一次接受考察时，毛泽东口授一份电报，让他当场起草。田家英很快完成，文字简洁，重点清楚，获得了留任机会。
秘书工作绝不只是记录和誊写。毛泽东的文稿、书信、资料以及部分日常事务，都需要秘书准确处理。田家英做事认真，记忆力强，能够迅速理解谈话重点，又不轻易在外面议论，因此逐渐取得信任。
毛泽东曾把一些重要书稿和私人信函交给他保管。有人称他是“大管家”，这称呼虽带有口语意味，却说明田家英承担的事务远超一般秘书。他还参与信访、调查研究等工作，常常接触地方材料，努力从基层反映中辨别真实情况。
在防治血吸虫病等调查工作中，田家英参与了有关地区的实地研究。那类工作十分琐碎，既要查阅资料，也要了解农民、医生和地方干部的实际困难。毛泽东看重的，正是他不愿只坐在办公室里凭材料作判断的作风。
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田家英还承担过重要文稿的起草和修改工作。他的文字有一个特点：不堆砌辞藻，讲求准确有力。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地方上有人希望调走田家英，但自己舍不得放人。这既是对才干的肯定，也表明两人长期配合已经形成了默契。
然而，秘书最重要的本领，有时也是最容易受到考验的地方。田家英性情直率，重事实、讲原则，不习惯揣摩复杂的人际关系。这样的品格在日常工作中难能可贵，置身于政治气氛骤然紧张的环境里，却可能使他缺少必要的防备。
1966年，一次谈及戏剧和政治问题时，毛泽东发现田家英没有把其中两段意见记录下来，便问他原因。田家英回答：“主席，我以为那只是对戏的评论，所以没有记。”
毛泽东让他补记，并没有当场严厉斥责。可这件小事，显然让毛泽东意识到，田家英对政治形势的敏感程度，已经难以适应当时越来越尖锐的环境。
不久后，毛泽东找田家英谈话，劝他先回家休息，并说：“以后我不找你，你就不要来见我。”田家英听后十分意外，低声问：“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毛泽东告诉他，不必把那件小事放在心上，只是眼下情况复杂，他不宜卷入其中。
田家英离开前，照常整理了书房中的文件和书稿。这个细节说明，他仍把那次安排理解为暂时避让，并未料到外界的压力会迅速落到自己身上。遗憾的是，回家之后，他仍遭到审查和指责。
面对无法接受的指控，田家英据理力争。他相信事实能够说明问题，也相信组织最终会作出公正判断。然而，持续的精神压力和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令他的处境越来越艰难。1966年6月，田家英不幸去世，年仅44岁。
他的离去在中央和亲友中引起震动。毛泽东后来谈到田家英时，曾感叹他“太可惜了”，并认为田家英本人没有那些问题。这个判断，反映出毛泽东对这位长期秘书的了解，也留下了未能挽回悲剧的遗憾。
1980年，党中央重新审查田家英问题。3月28日，田家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中央代表在悼词中肯定他忠于党和人民，称赞他诚实、有骨气、有才学。那份迟到多年的结论，终于为田家英恢复了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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