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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正式滑落至6000亿美元心理防线之下。
据美国财政部于10月16日发布的权威统计,截至8月末,我国官方所持美债余额为5907亿美元。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回溯至2013年11月,我国美债持仓峰值高达1.3167万亿美元,稳居全球各国之首,是美国无可争议的最大境外债权方。历经13载变迁,该数值已连续收缩、反复下探,当前仅余当年水平的约45%。
更具深意的是,在我国持续调减的同时,英国对美债的配置却悄然跃升至10095亿美元,首次突破万亿大关。昔日紧随华盛顿金融节奏的伦敦城,如今已坐上美国国债最大海外持有者的席位。而我们,则由榜首位置退至第三位,前有日本、后有英国,格局已然重塑。
单看这份月度数据,表面只是常规仓位调整。但真正值得深入剖析的,并非减持数量本身,而是远在太平洋彼岸、刚刚履新的美国财长高级政策顾问,为何如此迅速地将黄金议题推至前台?
从1.3万亿美元到5907亿美元,这组数字背后藏着一条清晰的十年轨迹
先来厘清关键节点。仅8月份当月,我国净减持美债273亿美元。乍看数额有限?若将观察周期延展至全年,则过去12个月累计减持达1090亿美元,整体降幅达15.6%。这不是偶然波动,而是一条贯穿十余年的稳健下行曲线。
查阅历史记录可见一个显著拐点:2013年我国美债持仓冲破1.3万亿美元之际,正值中美贸易顺差快速扩张阶段,大量美元外汇持续流入。彼时,这些资金几乎别无选择——美债被视为全球最高等级的安全资产,兼具高流动性与可预期收益,成为外汇储备管理的核心配置。
然而自2014年起,这一趋势开始逆转。虽其间偶有小幅反弹,但总体方向始终向下。至2022年末,持仓已降至8594亿美元。当时市场曾普遍猜测“减持见底”,未曾想后续调整仍在延续:从8500亿降至7000亿,再进一步压缩至当前5900亿区间。
我的理解是,这绝非短期战术性抛售,而是一场跨越十余年的战略性资产再平衡。驱动逻辑极为朴素:美债实际回报率持续承压,美元信用基础亦面临结构性松动。当一国资产价值因他国无节制货币扩张而持续稀释时,理性决策必然是寻求更坚实的价值锚定物。
但若仅聚焦美债单边变化,视野仍显狭窄。要真正看清全局图景,必须同步审视另一侧资产配置的演进路径,方能理解美方为何频频释放紧张信号。
一边有序退出美债,一边稳步增持黄金,这场资产置换静水深流
就在美债头寸持续缩减的同时,另一组数据正稳步攀升。中国人民银行10月7日披露,截至9月末,我国官方黄金储备已达7747万盎司,较上月新增74万盎司。
这是连续第23个月实现黄金增持。自2024年11月重启系统性购金以来,央行从未中断操作节奏,且呈现逐月加码态势——9月单月增持量达74万盎司,高于8月的65万盎司。换算为公吨单位,7747万盎司约合2410吨黄金。
一边是美债持仓由1.3万亿收缩至5900亿,另一边是黄金储备连续23个月增长。两条曲线并置,即可确认:这不是零散操作,而是一套高度协同、目标明确的资产结构优化方案。
美债本质为何?说到底,是美国开具的一纸长期欠条,其利息支付节奏、本金偿还安排,全部取决于债务国自身财政状况与政策取向。黄金则截然不同——它不依附任何主权信用,无需仰赖他人承诺,是穿越周期、抵御风险的终极实物资产。
恰在此时,10月9日,美国财政部宣布一项重要人事安排:知名经济学家朱迪·谢尔顿正式出任财长贝森特核心幕僚,专责汇率政策研究,并明确将中国金融体系稳定性纳入重点评估范畴。
谢尔顿并非普通学术背景人士。她在全美经济学界以坚定的金本位倡导者著称,数十年如一日主张恢复美元与黄金挂钩机制,直言当前纯信用货币体系终将遭遇系统性危机。2019年她曾获提名为美联储理事,最终因国会否决未能就任。此次虽未进入美联储,却直接进入财政部担任高阶顾问,政策影响力不容小觑。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她在2026年3月接受媒体专访时已公开表态:美国必须警惕中国率先构建人民币与黄金之间的实质性联系。
她甚至提出具体操作路径:启动对诺克斯堡金库现存8133.5吨黄金的全面清查与审计,并以此为基础发行期限长达50年的黄金支持型国债,实质是将黄金储备与国债信用深度绑定,以此重振美元国际信誉。
读到这些信息时,我并未首先感受到美方焦虑,反而觉察出一种深层信号——一位毕生信奉金本位理念的学者,如今执掌美国财政政策咨询中枢。这说明什么?说明即便是美元体系的设计者与维护者,也已清醒意识到:单靠无限印钞支撑的信用货币架构,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
由此引出一个关键命题:人民币若增强与黄金的关联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又为何值得美国财政部专门设立顾问岗位予以跟踪研判?
真正的博弈焦点,从来不在债券市场,而在货币信用根基
要透彻理解这一问题,需将时间指针拨回1971年。那一年,尼克松政府宣布终止美元兑换黄金义务,“黄金窗口”永久关闭,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终结。此前,国际货币体系严格遵循35美元兑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各国中央银行可凭美元向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提取等值黄金。但随着美元超发加剧,美国黄金储备日益难以兑现承诺,最终选择单方面退出兑换机制。
自此之后,美元彻底转型为纯粹信用货币。其价值支撑不再来自实体黄金储备,而源于全球对其购买力与稳定性的集体信任。这种信任的底层逻辑,建立在美国综合国力、军事保障能力以及全球大宗商品与贸易结算中美元的主导地位之上。
但信任并非坚不可摧。近几十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由不足3万亿美元飙升至逾40万亿美元。债务规模膨胀十几倍,而其黄金储备仍维持在8000余吨水平,未有实质性增长。这中间的巨大缺口,全靠“信任”二字维系。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报告显示,美元在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滑落至57%,创下三十年来最低纪录。与此同时,全球主要央行正同步推进黄金增持——中国在买、波兰在买、印度在买,一场静默而深远的储备结构调整正在加速展开。
这正是谢尔顿高度警觉的根本原因。她看得极为透彻:倘若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逐步嵌入黄金信用背书机制——即便尚未回归古典金本位,仅作为增强币值公信力的重要支撑——那就等于为国际市场提供了一种全新选项。
过去,投资者寻求避险,唯一主流选择是购买美债或持有美元存款。如今,若一个体量庞大、贸易活跃的新兴经济体货币背后拥有真实黄金资产支撑,那么人们自然会重新权衡:是否还需继续持有持续贬值的单一信用货币?
不过需要客观指出:我国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并不等于即将推行金本位制度,更不预示人民币将立即与黄金实施刚性挂钩。
央行持续购金,首要考量在于提升外汇储备安全边际——“不把所有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这是国际通行的风险管理准则。黄金在跨境支付中的功能确实在强化,例如部分能源出口国已接受黄金作为双边结算媒介之一。
至于人民币是否迈向与黄金直接挂钩的制度安排?我认为短期内尚不具备条件。我国货币政策始终以服务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不会让黄金价格波动干扰宏观调控自主性。但从长期趋势看,黄金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权重上升已是既成事实,这并非中国单方面行动,而是多国央行共同参与的历史性再平衡过程。
我的基本判断十分明确:美方财长顾问急于抬出黄金议题,恰恰反映出其对现行纯信用美元体系的信心已出现明显裂痕。而我国所采取的策略,则是在保持战略定力前提下,通过渐进式减持美债、稳步增持黄金,构建更具韧性的外部资产组合。
未来十年,全球货币秩序必将迎来一轮深刻重构,黄金所承载的锚定价值与信用增强功能,将在其中扮演愈发关键的角色。这不是某一方主观意愿所能左右,而是货币信用演化规律的必然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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