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名利场》刊发新书节选，称荷兰情报人员通过入侵库什纳手机，发现其可访问约7.5亿美元的阿联酋账户。库什纳全盘否认。争议真正指向的，是外交影响力与私人资本之间的利益交换。
作者简介：中东问题学者，常驻以色列与阿联酋的一线观察者。
美国总统女婿的中东外交，究竟夹带了多少私人利益？10月22日，《名利场》刊登记者马修·科尔的新书节选，指称库什纳获得沙特、阿联酋安排的秘密资金，并承诺向特朗普推动两国议程。库什纳否认相关指控。围绕这场风波，更值得追问的是：当外交关系可以转化为基金资本，所谓“和平缔造者”究竟代表谁的利益？
▲ 2025年11月18日，库什纳（右）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外间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交谈。
据该节选描述，荷兰情报人员通过入侵库什纳的手机，发现他能够访问相关海湾银行账户；被指控的安排包括约7.5亿美元的阿联酋账户资金，以及约10亿美元转入以色列央行的资金。报道还将阿塞拜疆银行列为转款环节。这些细节尚待独立核实，但指控的严重性十分明确：一名美国高级顾问，是否在处理地区外交时，同时支配外国政府提供的资金？
科尔提出的收贿指控，把海湾资金与美国政策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交换推到台前。如果资金以推动特定国家议程为条件，交易的核心就是用财力购买接近白宫、影响总统决策的渠道。库什纳的特殊价值，在于他既能参与政策制定，又能凭借家族关系直接接触特朗普。对寻求华盛顿支持的外国政府，这种影响力具有普通金融经理无法提供的吸引力。
沙特和阿联酋需要美国的军售、安全合作与政治支持，也希望华盛顿按照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处理伊朗及地区秩序问题。资金如果进入能够影响这些决策的人手中，出资方就可能获得额外的政策推动者。按照此次报道所指控的安排，库什纳积极促进美国与海湾国家合作，便同时涉及美国的战略选择与他自身的资金关系。
这里的利益交换不一定表现为每笔付款对应一项具体政策。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资金支持可能改变一个决策者的注意力分配：哪些国家的要求更容易进入总统视野，哪些合作项目得到优先推进，哪些分歧被淡化处理。外交仍可以使用国家利益的语言，政策排序却可能逐步受到私人财务关系牵引。
这种担忧有一条可以核对的现实背景。库什纳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结束后成立投资公司Affinity Partners，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向其承诺投入20亿美元。此后，阿联酋和卡塔尔相关投资者继续提供资金。路透社依据监管申报披露，截至2024年底，该公司管理资产达到48亿美元。海湾资本已经成为其商业事业的重要基础。
▲ 2020年9月15日，《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仪式在白宫南草坪举行。前排从左至右为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本·扎耶德。
公开投资与此次被指控的秘密账户，应当分别审视。但两者指向同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库什纳在政府任内积累的外交关系，如何转化为离任后的商业收益；当他重新参与外交，这些商业关系又会怎样影响谈判？政治影响力为募资提供优势，募资形成的利益关系再进入外交现场，利益冲突由此反复加深。
管理费让这一问题变得非常具体。美国参议院2024年的调查披露，Affinity向沙特方面收取的年管理费，为20亿美元承诺资本的1.25%，按此计算约为每年2500万美元。调查还披露，公司累计从外国客户收取约1.57亿美元管理费，其中约8700万美元来自沙特。投资本金归出资方，持续收费却能为管理公司带来直接收入。
因此，讨论这类关系，不能只盯着是否存在一次性转账。长期资本承诺、持续管理费和后续投资机会，都可能让政治关系产生可观回报。外国政府可以同时获得金融投资与接近权力中心的渠道，基金管理者则在维系出资方关系中形成经济激励。真正需要审查的，是金融安排与公共决策之间有没有交换条件。
《亚伯拉罕协议》的争议，正是在这里与库什纳的商业版图交汇。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外交承认之外，文件明确涉及金融投资、贸易、航空与科技合作。协议减少国家之间的政治障碍，也为资本进入原先不便公开合作的市场提供了条件。和平叙事与商业机会，从一开始就共同存在。
对跨境投资而言，这些变化十分实际。正式外交关系有助于企业建立联系，直航降低人员往来成本，金融合作便利支付与融资，政府认可则能够降低部分交易的政治风险。原本需要绕道开展、甚至难以落地的合作，可以逐步转入公开、持续的商业渠道。谁能提前组织资金、识别项目，谁就更容易分享关系正常化带来的收益。
库什纳的角色因而格外敏感。他参与推动外交突破，熟悉各国领导人的偏好，也掌握商业圈难以复制的接触网络。当他以基金负责人身份连接海湾资本与以色列企业时，过去的公共职务就可能成为今天的商业优势。即使某项投资手续齐全，公众仍有理由追问，出资方看重的究竟是投资能力，还是持续接近特朗普的可能性。
▲ 2017年5月15日，特朗普（左）在白宫罗斯福厅与时任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MBZ）握手合影。
这种结构会形成双重激励。海湾国家扩大与美国合作，可以获得战略收益；关系正常化打开投资空间，又有利于相关基金寻找项目和吸引资金。如果一名谈判者同时从后者获利，他就可能更热衷于推动能够扩大自身商业机会的外交安排。对协议的评价，也容易偏向资本流动是否顺畅，而弱化其他当事方承受的政治代价。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增加经贸合作，并不意味着巴勒斯坦问题已经解决。倘若“和平”的衡量标准越来越依赖投资额、项目数量和商业往来，巴勒斯坦人的安全、权利与政治诉求就有被挤到次要位置的风险。资本可以因为关系正常化获得收益，长期冲突中的普通民众却未必同步获得稳定生活。用前者代替后者，是和平叙事最需要警惕的偏移。
商业往来本来可以为缓和关系提供支持。问题在于，谁掌握分配机会的权力，谁从这些机会中收费，又由谁监督二者之间的关系。若外交推动者同时经营受政策影响的基金，商业成功就不能自动证明其外交选择符合公共利益。收益可能集中在少数资本与中间人手中，政策失误的代价却由更广泛的社会承担。
近期围绕Phoenix Financial的争议，使这种担忧有了新的落点。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民主党方面10月要求库什纳说明利益冲突问题，涉及Affinity持有的这家以色列金融企业，以及该企业对军工供应商的投资。这里存在间接持股关系，不能简化为库什纳直接经营军火企业，但金融利益与外交职责的交叉，仍然需要完整披露。
▲ 2019年6月4日拍摄的库什纳资料照片，原图由美国驻欧盟使团发布。
“无薪参与”也无法消除这种交叉。政府是否支付工资，与一个人的私人资产是否受到政策影响，是两回事。若外交活动能够改善其投资环境，或者强化与基金出资方的关系，经济利益就可能来自政府工资以外。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库什纳的志愿外交身份已经引发有关任命程序和财务披露义务的诉讼，其律师则坚持相关安排符合伦理要求。
对美国制度而言，这场争议考验的是监督能否覆盖总统亲属。正式官员需要面对财务披露与利益冲突审查，具有实际影响力的家族成员同样不应仅凭身份安排逃避追问。影响力越接近决策核心，外界越需要知道其资金来自哪里、收费如何计算，以及他是否参与了可能影响出资方利益的政策讨论。
此次收贿指控的具体责任，仍取决于资金记录与交换条件的查证。但公开存在的海湾募资、管理费收入和外交职责重叠，已经足以要求更严格的问责。推动和平带来的政治声望，不能成为拒绝财务透明的理由。库什纳需要解释的，是当美国外交为地区合作打开大门时，他的私人账本是否也在决定这扇门向谁打开。
本文作者：以色列飞飞 首发平台：腾讯新闻（2026-10-25）本文为原创作品，已由权利人授权在本平台同步发布，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用于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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