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夏，北京中南海，军衔评定工作进入关键阶段。摆在评议人员面前的，并不是一张早已确定的名单，而是一套需要反复权衡的方案：哪些人代表红军时期的资历，哪些人体现抗战贡献，哪些人又能以解放战争的战功服众。
后来公布的结果是十位大将。但在正式授衔之前，相关评议中曾出现过一份二十二人的大将候选范围。需要说明的是，这份名单在不同资料中的表述略有差异，并非正式授衔名单本身。落在上将序列的十二人，并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名额、资历、岗位和军队代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十二人里，宋任穷和周纯全有一个共同特点：长期承担军队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任务。
宋任穷在解放战争时期参与华东、中原和西南方面的重要工作，尤其重视部队补充、地方动员和后勤保障。大军作战，枪炮固然重要，粮食、运输、民工和渡河器材同样不能缺。淮海、渡江等战役中，后方组织能力直接影响前线推进速度，这正是宋任穷的价值所在。
周纯全的资历也很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是方面军领导层的重要成员。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他更多承担后勤与组织工作。只是到了全国大规模作战阶段，他在前线担任的职务不如部分军事主官显眼，这对最终排序自然会产生影响。
“若只看战场上的冲锋，恐怕会漏掉一半功劳。”这句话，放在周纯全和宋任穷身上，并不为过。
萧克进入候选范围，几乎没有悬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是红二方面军的重要将领，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副师长。这个位置本身就说明了他的资历和地位。只是军衔评定不能只看单一时期，还要兼顾各方面代表性，因此他最终获得上将军衔。
王宏坤则代表了红四方面军的一支重要力量。他早年长期担任红军主力部队领导职务，战斗经验丰富。1955年评定大将时，红四方面军已经有王树声作为代表进入大将序列，名额有限的情况下，王宏坤便列入上将之中。
彭绍辉的入选，则更能说明“战功”在评议中的分量。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军长。单看职务，似乎不算最高，但他作战坚决，善于在复杂条件下完成任务。通常军长多授中将，彭绍辉能获上将，本身就是对其贡献的肯定。
陈再道也出身红四方面军，作战风格鲜明。抗战时期，他曾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解放战争中，担任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参与中原和淮海方向作战。后来转入河南及中南地区的军政建设，角色从前线指挥逐步延伸到地方治理。
杨得志的上升轨迹很有代表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主要担任团级指挥员，抗战初期也从团长、旅长做起。真正改变其军旅位置的，是解放战争后期在华北战场的连续作战。兵团级指挥经历，加上长期积累的战场判断力，使他进入大将候选范围并不突兀。
王震的情况兼具资历与战功。他在红军时期就是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重要干部，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副旅长，解放战争中又在西北战场承担纵队、兵团级指挥任务。若只以一场战役衡量他，难免失之片面；他的分量，来自多个时期的持续贡献。
许世友同样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将领，战场作风强悍，部队指挥经验极为丰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山东方向主持重要作战，面对敌我力量反复变化的局面，承担了稳定根据地和扩大解放区的任务。后来山东方面已有粟裕等高级将领作为代表，军衔安排还要放在整个华东系统中统筹。
邓华入选，靠的是实打实的指挥成绩。他在解放战争中担任重要兵团领导，参与海南岛战役；抗美援朝期间，又在上甘岭战役、金城战役等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需要注意的是，1955年授衔时，抗美援朝的影响已经成为评价高级将领的重要背景，但军衔排序仍要综合红军、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履历。
张宗逊属于资历、战功和岗位都较为完整的一类将领。红军时期，他长期在部队担任重要职务；解放战争中，又在西北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系统承担高级指挥工作。只是大将名额只有十个，必须在各个战略区、各支部队和不同类型干部之间取得平衡，他最终授予上将，并不意味着评价偏低。
刘亚楼的经历最容易引起争议。他长征途中担任红二师政治委员，抗战时期赴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成为东北战场的重要参谋长。1949年，他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又承担人民空军创建工作，成为首任空军司令员。
有人认为，刘亚楼长期在苏联学习，抗日战争时期没有持续担任国内部队主官，因此在大将排序中吃了亏。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却不能简单概括全部原因。军衔评定看的是整体贡献，既看战争年代，也看部队系统代表性和授衔结构。十个大将名额确定后，十二位候选将领转入上将序列，正是那一代将领共同构成的历史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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