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主持例行记者会。
韩联社记者提问,当地时间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在中国与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会面,但称目前尚不清楚金正恩委员长是否会来,并表示这取决于中国领导人。中方如何评价特朗普总统的上述言论?朝鲜和美国是否有举行会谈的可能性?
郭嘉昆表示,我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有记者提问,俄罗斯和美国方面称,普京和特朗普可能在APEC会议期间会见金正恩,中方是否作为主持国邀请了金正恩?他到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以及中方是否会为他派出专机?
郭嘉昆表示,刚才我已经回答了相关的问题,我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主持例行记者会
记者:孟亚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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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初的同日通话,到年内一系列双边元首互动,中俄美三国元首即将在深圳首次举行历史性的面对面三方会晤。
11月16日,中国外交部宣布,11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深圳举行中俄美元首会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表示,这是三国元首历史上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国元首将围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大国关系战略稳定深入交换意见,具有开创性意义。
这场会晤并非同期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的议程之一,而是与其相互独立的重要外交活动。但三位对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元首选择在深圳聚首,仍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图为中俄美三国国旗
事实上,三国元首的互动早已在今年留下值得注意的时间节点。
2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同一天分别同普京、特朗普进行了互动:当天下午,习近平同普京举行视频会晤,随后晚些时候又同特朗普通电话。
此后,三国继续通过双边渠道保持高层交往。5月13日至15日,特朗普访华;5月19日至20日,普京访华,中俄两国元首就双边关系及重大国际问题进行战略沟通;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双方进一步就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美俄也围绕乌克兰问题和战略稳定等议题持续开展接触。
在地区冲突延宕、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调整的背景下,三国能否通过此次会晤加强沟通、管控分歧,进而为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创造大国关系的新契机,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会晤有何历史意义?三国各自期待什么?这种对话是否意味着新的大国协调方式,又将如何影响其他亚太经济体及APEC合作进程?
围绕这些问题,澎湃新闻采访了来自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三位权威国际问题学者。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此次会晤的意义、可能取得的进展,以及大国关系仍然面临的现实挑战。
受访专家:
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卢基扬诺夫(Fyodor Lukyanov):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长期主持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中普京与嘉宾的对话环节;
董云裳(Susan Thornton):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亚太安全论坛主任,曾任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
中俄美三国专家均不认同“新雅尔塔”类比
澎湃新闻:中俄美三国领导人即将在深圳举行会晤。您认为会晤最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什么?有声音把这种大国会晤和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相类比。您认为,“新雅尔塔”这一说法是否成立?
吴心伯:中俄美三边会晤旨在加强三个重要大国之间的战略沟通,增进相互理解、促进战略共识,以促进世界和平与战略稳定。
我们应该把这次会晤,视为一个重要政治进程的开始。三国举行战略沟通和对话,这具有历史性意义、开创性和突破性。如果对话具有建设性和积极性,接下来三方可能会有更多的战略互动,这将对解决地区冲突、维护世界和平和战略稳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一次会晤的成果就做出结论,需要关注今后的发展。
这次会晤与历史上的雅尔塔会议完全不同。当年的雅尔塔会议,通过瓜分势力范围的形式,形成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三国不会针对某个重大问题进行谈判或者作出决定,也不会划分势力范围。
卢基扬诺夫:此次会议本身就开创了先例,汇聚了来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这些国家并不属于单一阵营(与七国集团等不同),很久以来都没有这种形式的高层互动模式。
尽管如今不可能达成类似1945年雅尔塔会议那样的协议,但启动关于全球稳定最核心议题的对话至关重要。确保稳定或许难以实现,但会晤的目标在于避免最具破坏性的局势,并尽量减少相互之间的对抗行为,特别是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行动。三方可以讨论战略武器相关的问题,但不应采用20世纪风格的条约方式。相反,应将其视为共同责任、克制与合理威慑的问题。
现阶段,可能无法深入探讨特定地区的冲突,但可以制定一个计划,以便未来进行讨论。这些特定各方之间开始对话,这一事实本身具有象征意义且意义重大,因为它凸显了哪些国家对全球事务具有最大的影响力。
董云裳:这样的会议有助于更接近结束乌克兰或伊朗的战争,但还需要其他各方的参与。
我并不认同那些称其为“新雅尔塔”的观点。我们能从此次三方会议中期待到的最好结果,就是通过重申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此前达成的原则,传递出积极信号,例如核不扩散、核战争无法取胜且永远不应进行、人工智能应造福人类等。
澎湃新闻:这次中俄美元首会晤与深圳APEC同期举行。三国对APEC的定位和认知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吴心伯:当初美国对APEC最积极。冷战结束后,美国希望通过APEC,实现亚太地区的重要经济和战略目标,推动经济和贸易自由化,为美国的商品和投资打开亚太地区市场。同时,阻止日本形成排除美国在外的地区经济势力范围,把APEC与北美自贸区联系,扩大美国的经济势力范围。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APEC的兴趣不断下降。一方面,美国认为APEC在90年代后期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些成员不再热衷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因此认为APEC作为这方面的工具,价值在下降。
另一个更重要的是,过去10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在上升,因此对推动地区经济合作和贸易投资自由化更不感兴趣。所以,美国对APEC的态度经历了高开低走的过程,现在基本上把APEC视为一般的地区多边论坛。
中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考虑参加APEC时,希望参与地区经济合作,推动中国的开放和经济发展,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体量较小,因此在APEC内的影响力有限。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亚太地区经济连续增长,中国对推动APEC作为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
2014年,中国在北京APEC峰会上,提出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这次又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中国认为,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上升的背景下,需要大力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并以亚太自贸区为抓手,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因此,中国对APEC的态度越来越积极和重视。
俄罗斯的经济重心不在亚洲,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参与(APEC)为主,并未提出重要的发展意见和建议。近几年,随着俄罗斯越来越重视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俄罗斯参与的兴趣和积极性也在上升。
澎湃新闻:目前,中美等经济体在芯片、算力、数据流动、AI安全评估和技术标准方面存在不同政策取向。您认为此次深圳互动能否在不要求各方采用统一监管制度的情况下,先就跨境数据合作、AI风险信息交流、技术标准互操作等事项形成有限共识?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卢基扬诺夫:目前,我认为(在AI领域)很难就相互限制或某些领域的监管达成任何形式的共识。现在不是签订重大协议的时候,因为每个人都意识到全球动荡日益加剧所带来的风险,首要任务是采取独立的国内措施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可预见的未来,各方仍将各自为政。
吴心伯:我认为最大的政治障碍在于,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受到对华战略竞争思维的影响,通常把中美之间的互动看作零和、相互排斥。例如在AI问题上,今年中国推动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美国推出了所谓的“硅和平联盟”。虽然美国认为中美之间不应该相互排斥,但是要求其他国家只能参与一个机制,不能两个都参与。
图为特朗普 资料配图
三国元首会晤下的双边互动
澎湃新闻:除了三边互动之外,中美元首也正计划在深圳举行双边会谈,您认为两国最有可能在哪些具体议题上取得进展?两国能否从阶段性的经贸缓和走向更可预期的关系?俄罗斯又如何看待?
董云裳:继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两次双边会晤之后,(如果举行会晤,)将为重申“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战略方向提供契机,重点可能包括继续讨论经济问题、潜在协议,以及未来在人工智能、执法、军事关系等重要议题上的沟通机制。
我希望两国能够利用深圳和迈阿密会议(注:12月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为达成一项持久的经济协议奠定基础,从而为商界、两国人民及全球社会带来信心。世界正期待着合作与互信的信号。
吴心伯:这表明,今年以来中美之间保持高频率的元首外交节奏。这次深圳(双边)会晤,双方主要是对表,继承华盛顿会晤(注:即今年9月中国领导人访美)时,达成的共识、落实的情况以及需要共同推动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的背景下,中方有继续保持与特朗普政府密切沟通的意愿,双方相向而行,共同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卢基扬诺夫:俄中关系不会受到俄美或者中美关系的影响。我们是邻国,共同拥有广泛而持久的理解、利益和机遇,这些纽带将一直存在。当然,两国在对待美国问题上各自有不同议程,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这完全正常。我认为俄罗斯和中国不会利用与华盛顿的关系来损害彼此的友好关系。
澎湃新闻:如果美俄领导人在深圳举行双边会谈,乌克兰问题、战略稳定与军控、制裁以及欧洲安全将如何影响双方的谈判空间?
董云裳: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外交活动十分活跃,过去几周内,美国特使频繁往返于欧洲、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显然,特朗普希望通过此类会晤推动普京走向政治解决这一冲突,但双方也可能就其他议题展开讨论,包括俄罗斯面临的经济挑战及其他安全问题。
卢基扬诺夫:在乌克兰问题解决之前,俄罗斯与美国之间恐怕很难再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双方代表或许会声称对此有不同意见,但事实上正是如此。
目前,美国正努力就乌克兰问题寻求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这是俄罗斯希望看到的积极进展。但首先,这并非华盛顿的首要关切;其次,美国对欧洲盟友的影响力已变得十分有限。
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周乃至两个月内,各方都会尝试采取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京与特朗普在APEC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将是有益的。然而,由于冲突本身极为尖锐且复杂,即使(对解决冲突)怀有最诚挚的意愿,也难以轻易实现。
明年一月之后(注:新一届美国国会宣誓就职,民主党重掌参众两院),特朗普的处境将变得更加复杂,他将陷入激烈的国内矛盾之中,并面临由反对党控制的国会的攻击,这将限制他的选择余地。然而,仍存在出现微弱进展的可能,深圳的会晤或许能为此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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