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0日,巴西会议之后,中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部队即将开拔的那一刻,毛主席把叶剑英叫到跟前,交代了一件事:二局一定要带上,紧接着又补了一句,叫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个人先走。
这不是一句寻常的嘱咐,一支正在紧急转移的部队,指挥员脑子里装着的是路线、敌情、粮食、掉队人员,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最高决策者专门为一个只有几十个技术人员的局级单位下达“一个都不能落下”的指令。
要理解这道命令的分量,得先弄清楚二局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以及它在长征路上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
军委二局不是一开始就叫这个名字,1932年初,瑞金成立了中革军委总参谋部情报科,这个科后来单独拉出来,专门做无线电技术侦察和密码破译,长征出发那会儿,把二局的人员摊开来看,局长是曾希圣,副局长是钱壮飞。
一科管破译,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整个科就这两个人,二科管译电,科长李作鹏,手下几个译电员,三科管侦收,科长胡立教,带着十来个侦收员,人数少到一辆卡车就能装下,可就是这些人,在长征出发之前已经啃掉了国民党军三百五十二本密码,折算下来差不多一天一本。
邹毕兆在回忆录里写过,敌人的密码一旦被撕开,蒋介石部队的动向、兵力调配、作战意图、装备状况、补给线路、所处位置,连口令和联络信号,都摆在红军面前,这话听着像一句总结,可落到具体的人身上,是一套环环相扣、缺了哪一环都转不动的活计。
二局在长征中第一次证明自己的价值,是在出发之前,原定突围转移的日期是1934年10月底或11月初,但二局的侦收人员从截获的电报中判明了国民党军将提前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央据此把出发时间提前了将近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时间差,后来被证明是中央红军得以在合围圈合拢之前跳出去的关键。
更大的考验在湘江之后,1934年12月,中央红军从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余人,蒋介石判明了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调集重兵在沿途布好了口袋。
12月11日夜里,曹祥仁发现国民党刘建绪部的电台出现异动,临近午夜,一封密电被破译出来:敌军已在湘黔边境集结十五个师的兵力,等着红军钻进去。
这份情报直接改变了会议的走向,通道转兵、西进贵州的决定,正是在“铁的事实和军委二局准确的情报面前”才被多数人接受的,如果没有这封电报,红军继续沿着原定路线前进,后果不难想象。
四渡赤水打响后,二局肩上的担子更重,处境也更险,1935年1月土城战斗一开打,前线就发现川军郭勋祺部的兵力比原先估计的多,问题出在这支部队用了一套二局没见过的密码,这套密码叫“来去本”,发报和收报各用一本,字序全被打乱。
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个人在战斗进行中埋头攻关,周恩来和王稼祥到了二局驻地,让曾希圣他们只管破译,饭由他俩想办法。
当天下午,这套密码被攻开,译出来的内容把屋里的气氛压得很低:几路敌军正从不同方向收拢,包围圈上只剩一个不大的缺口,红军总部当天下午就下令撤出战斗,向西渡过赤水,一渡赤水这步棋,是被那封刚破出来的电报逼出来的。
南渡乌江前,二局面对的局面比土城更加棘手。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距江边只剩一天的路,红军全军渡江却要三天才能过完,两头一算,时间差摆在那里,一旦在江岸被这两股兵力缠住,湘江边上的那一幕就会在乌江重演。
二局随即在电台上拟出一封“蒋委员长”的调兵电令,周浑元、吴奇伟两部接到之后果然依令改了行军方向,红军趁这个空档渡过乌江。
叶剑英后来回忆四渡赤水时说过一句话:“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心里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情报的准确及时。”
译电员要把破译出来的内容准确、及时地送到指挥员手里,晚一步,情报就作废了,曹祥仁有一个本事,能通过报务员的发报手法和机器的声音差异,分辨出是哪个敌台、哪个报务员在值班,这种能力无法从书本上习得,只能在日复一日的侦听中长在耳朵和手指上。
这三个人加上侦收、译电的几十个技术人员,构成了一盏完整的“灯笼”,毛主席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又说“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灯笼的光不是从某一个零件里发出来的,灯芯、灯罩、提手,少了哪一样,光都亮不起来。
长征途中二局的副局长钱壮飞在1935年3月南渡乌江时因躲避空袭掉队,此后牺牲,这是二局在长征中付出的代价之一。
正因为每一个位置上的人都是链条上不可替换的一环,毛主席才会在部队即将分路北上的那一刻,专门交代叶剑英:二局一定要带上,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个人先走,带上二局,带的不是几十个机关人员,带的是一支在黑暗里能看见东西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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