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天的陕北,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发过一封电报,里面有一句近乎绝望的话,物资方面万分困难,特别是已经分文没有,又不能发票子,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
这句话透露了两件事。一是真穷,二是确实有人在借。借的人还不是一个两个,是一串国民党高级将领,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给法。
(一)张学良:60万,外加一张报销凭证
真金白银,给得最多的是张学良——这是事实!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谈了一个通宵。谈完,张学良先掏出2万银元,说是自己的私钱,接着又送了20万法币,作为红军的抗日经费。这不是一次性的客气,是长期输血的开头。
同年10月5日,叶剑英在西安见张学良,按中央交代提出借款5万元,再解决1万套棉衣。
张学良答应得干脆,钱的事他去办,棉衣马上能落实,只是不方便直接送进苏区,可以先从西安往兰州方向发车,红军在半路取走。
10月10日,5万元由刘象三送到中央。到11月,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时,累计已向张学良借款60万元。11月下旬,棉衣和过冬的钱还是不够,又借了10万元。
钱从哪来的呢?其实不是张家的私产,是从东北军粮秣处的周转费里临时支取的。
因为第二经理处处长是蒋系的人,专门盯着张学良的政治活动经费,正常渠道走不通,只能从粮秣账上挪。
1937年2月17日,张学良已经被扣在南京,他的粮秣处长张政枋找到西安七贤庄的红军办事处,请林伯渠、叶剑英、南汉宸帮忙开一张67万多元的票证,好拿去报销。叶剑英等人研究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开了条子,盖上红军办事处的章。
这里要说清楚一点,叶剑英对67万这个数字是持保留态度的!
张学良的接济有多线、隐蔽、不留凭据的特点,有些甚至用假打一仗的方式把弹药丢给红军,谁也统计不全。
67万是个大概的数,但接济这件事本身,1949年之后解放军总后勤部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七十年里是认的。
张学良的账本上还有另一笔不进钱的条目,他曾公开说过,红军的粮食可以直接到庆阳、合水、西峰镇的东北军粮食站去领,不必给钱——这种给法已经不是资助,是把自己的后勤线并给了对方。
(二)卫立煌:100万发子弹,一句凡是打日本的都是友军
第二个大户是卫立煌,而且给的是另一种硬货。
1938年4月17日,卫立煌的车队从延水关开进延安。他是抗战以来第一个到延安的战区长官,毛主席会见了他,设宴招待,晚上还陪他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欢迎晚会。
第二天参观抗大,又专门绕到二十里铺去看平型关之后受伤的林彪。看伤员按国民党军队的规矩是要送礼金的,一个师长受伤,通常几千元。
卫立煌临上车才想起没准备,让随从掏口袋,翻遍所有人只有600元。他觉得太轻,问秘书能不能事后再送,秘书说没有事后补送的规矩。于是改成问林彪缺什么。林彪说部队缺弹药。卫立煌当场答应,一言为定。
回到西安第二天,他就给第十四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下手谕,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办事处的军官觉得数目太大,又牵涉国共关系,不敢办。
卫立煌撂下一句话,第二战区的军队都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十八集团军仗打得很好,我们就要充分供给——听说库里还有几百箱牛肉罐头,又追加了180箱。
最后装车上路的,除了子弹、手榴弹和罐头,还有52部电话、3个师的夏装和大批医药用品。这批东西对当时的八路军是雪中送炭,因为国民政府按编制发的军饷只够吃饭,弹药和医药从来是缺口。
卫立煌为什么肯批?他不是左派,他是蒋介石的嫡系。他的理由写在那句手谕里,他是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山西战场上的仗要八路军配合打,打得好就该给。这是一个战区司令官在算战斗力,不是在做政治表态。
(三)阎锡山、傅作义、杨虎城:带不走的和运得进的
还有一类给法,不是掏钱,是把带不走的东西留在原地!
1937年9月16日,阎锡山送给八路军50万发七九子弹、50万发中正子弹,外加持冲锋枪、机关枪200支。这一年11月太原失守前后,阎锡山和傅作义又把一时难以转移的大量军需弹药送给了八路军。
这些东西本来是守山西用的,太原丢了,铁路断了,几万吨弹药运不走,与其留给日军,不如交给还在敌后打的人——这是一笔极冷静的账,冷静到谈不上交情。
杨虎城走的是另一条路,更早,也更隐蔽。1933年,他就和红四方面军签过汉中协定,也叫巴山协定,双方停火,红军和白区秘密党组织之间建起交通站。
红四方面军急需的医疗器械、通讯器材、汽油、纸张,通过十七路军的渠道运进去。这些不是现洋,是命脉,医院能开刀,电台能发报,都靠这条线。
到1936年12月6日,毛主席派王世英给杨虎城送信,希望他对苏区资助10万元经费。这10万元是要来的,不是已经到账的,说清楚这一点很重要。
杨虎城最终给没给、给了多少,现有材料说法不一——但汉中协定那几年的物资通道是确凿的。
顺带说一句容易被忽略的制度性一笔,1937年以前,南京国民政府每月给陕北红军拨款30万元,另加5万元运输费,还发过4.5万套夏装。
改编之后,八路军1937年度每月军饷63万元,1939年8月起加2.5万元补助,1940年1月起增4.5万元米津,到1941年2月每月实发70万元。
新四军从6.6万元一路加到13.7万元,这笔钱不是将领的私人资助,是协议内的国库支出,但对当时的陕北来说,它比任何人的私款都稳定。
结语
把这些钱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共同点:没有一个人是出于单纯的同情!
张学良要的是一个盟友,好撑起他心里的西北国防政府,钱是从自己部队的粮秣账上挪的,连报销都要红军替他盖章。
卫立煌要的是山西战场的战斗力,谁打得狠他就给谁补给。阎锡山和傅作义要的是不给敌人留物资。杨虎城要的是被蒋介石挤压时身后有一条安稳的路。
每一笔都带着算计,可每一笔也确实救了人——那个冬天,棉衣、子弹、罐头、电话机,都是具体的活路。
后来的事各自分岔,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被软禁半个多世纪。卫立煌1941年中条山失利后被撤了职。阎锡山、傅作义走上了另一条路。杨虎城1949年遇害。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那笔每月70万元的军饷也停了。
历史书喜欢把这些写成阵营的选择,但在1936年到1938年那几年,它更像一场场临时结成的交易。交易里有政治,有恐惧,有实用主义,也有一点在最难的时刻还愿意伸手的东西。
所以我不太愿意把这些人叫做红军的恩人,他们只是在一个所有人都快撑不住的年份,各自算了一笔对自己有利的账。
而那笔账的另一面,恰好是陕北的寒冷冬天——情谊肯定长存但道路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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