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结束深圳行程回国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面对记者关于中方如何接待的提问,给出的评价是“符合往年惯例”。
日本媒体确实报道了高市抵达深圳后的迎接相对简朴,欢迎队伍的规模、接机人员的安排、现场气氛,这些画面一传回国内,就会形成直观的比较。但木原稔没有围绕机场的每一项差别展开争辩,他把回应落在晚宴迎接、握手、合影这些共同活动上。
为什么选这些环节?
因为晚宴和迎宾合影属于各方共同参加的活动,谁得到迎接、谁参与合影、谁按安排入席,都有同场参照。
木原稔把日方待遇与其他与会方比较,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日本作为参会方,有没有得到正常的对待。首相官邸公布的行程记录了高市抵达深圳、参加迎宾合影、出席欢迎晚宴及文化活动的过程,官房长官能够列出已经发生的接待环节,他的回应就不是空泛的表态,而是有实际经历和公开记录作支撑的判断。
这里有一个措辞上的讲究。用“符合惯例”来定调,标准就变成了日本作为参会方所应获得的正常接待。木原稔举出晚宴上的迎接和握手,使政府判断与公开活动一一对应,这比单纯说“接待很好”更稳妥,也更难被反驳。
木原稔用“符合惯例”把回答锚定在日本已经获得的待遇上,实际上是在控制争议的层级。政府确认待遇正常,就减少了继续围绕礼宾问题表态的压力,也避免让出访评价被机场欢迎场面的比较持续牵引。
日方能够采用这套表述,还因为中方把接待安排放在东道主职责之内处理。中方外交部在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根据国际惯例,对所有参会方作出适当的礼宾安排。主办方负责让会议和共同活动正常进行,各方按相应安排参加。高市受到迎接、参加晚宴,属于这一职责覆盖的具体事项。中方公开采用国际惯例作为依据,日方就可以按相近的参照说明待遇,双方的评价标准能够衔接,围绕主办方主观态度继续争论的必要就减少了。
高市在深圳谈及台湾问题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方随后要求日方将相关承诺落实到行动。中方评价日方政策,依据的是政治文件及其履行情况;正常接待照常进行,政策要求也按其内容提出。各项事务有各自的判断依据,礼宾归礼宾,政策归政策,没有混在一起。
官房长官以这些活动说明接待符合惯例,与日方实际获得的接触机会是相适应的。正式双边会谈需要双方另行协调,涉及会谈意愿、议题和安排;晚宴迎宾服务于共同活动,有现成的实施程序。日方以已经完成的集体接待回应记者,既能够依据确实获得的待遇作出说明,也为继续协调交流保留了余地。
木原稔还表示,日方不便评论其他国家的礼宾安排。这句话同样有边界意识。礼宾安排由主办方实施,日方可以说明自己掌握的情况,评价本国代表团受到的待遇;若要进一步要求主办方解释迎接队伍的规模、人员选择和现场布置,双方就需要围绕具体标准展开交涉。选择不对这些安排逐项评论,把政府的正式判断止于已有的接待事实,既回答了记者提问,也没有顺着机场排场的比较继续提出要求。高市政府据此可以向国内说明接待情况,同时把是否提出交涉的决定保留在自己手中。
高市早苗结束行程回国后,接待画面会继续被讨论,但政府的正式说法已经有了落点。日方获得正常迎接,参加了欢迎晚宴等共同活动,木原稔确认这些接待符合惯例。
中方履行东道主的接待职责,日本政府公开承认相应待遇正常,宴会结束、专机返航,日方选择用“符合惯例”回应接待争议,确认了本国代表团获得的正常待遇,也保留了继续同中方沟通的余地。机场的排场可以成为媒体讨论的话题,但政府层面的判断,最终落在晚宴的迎接、握手的瞬间和共同活动的参与记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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