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之前，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想象中，“西方”是一个既野蛮又神秘的所在，居住着桀骜不驯的夷人或是超凡脱俗的得道仙人。然而，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所收集关于欧洲的第一手资料，逐渐揭开了欧洲各国真正的面纱。中国第一批前往泰西的使节和外交官，是如何建构起新的知识框架来诠释这个未知的“西方”,并同时寻找新的自我定位与外交方针的故事的呢？众所周知，在19世纪以前，中国官员和私人旅行者到达过欧洲或新大陆的寥寥无几。因此，关于这些地域的信息主要来自各种二手资料：道听途说的传闻、访谈、传教士的著书立说以及对外国志书的翻译。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1839—1842,1856—1860),清政府所能掌握的大部分资料，主要来自对外国人的采访与对其文学作品的翻译。

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设立总理衙门、镇压太平天国(1850—1864)不久之后，清政府便派出了第一支调查与外交使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1858),该条约赋予了列强在北京设立使馆的权力，同时也赋予清廷同等权力，许其派遣公使常驻海外。1866年，一群低阶官员和语言学生进行了半官方性质的欧洲之行；1868年清政府向欧洲和美国派遣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并向欧美呈递了国书；随后在天津教案发生的1870年，清政府派出一位高级官员，率领“谢罪”使团前往法国；1875年，清廷任命第一任驻美、驻英公使。从此，开启了一个清朝外交制度建设的过程。到1895年，清廷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12个公使馆、12个领事处的海外办事处网络。清朝驻外人员和国内通讯者之间的交流，也改变了清帝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对世界的看法。外交使团及公使馆与国内官员协调：引导对外国的侦察研究、参与条约款项的谈判、管理领事馆，并努力巩固外交联盟。他们通过为国内的读者研究、记录与解读西方，承担起清帝国远程信息管理者的职务。

清朝外交官影响中国国际关系有两种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方式。两次鸦片战争显示了欧洲在海军和军事力量上无可置疑的技术优势，不平等条约赋予西方列强几乎无限的贸易权、传教权、外国居留权、建立租界权和治外法权(即西方人不受中国法律管辖),这些特权使得清朝与西方原本悬殊的差距进一步加大。清朝的使团和公使负责一系列各式的活动，旨在自强自立，并使外国入侵的负面影响最小化。作为由来已久的知识生产者，他们的信件、日记、报告、建策和奏折，几乎触及了帝国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

清廷及其官员时常将如此类型的外交约定理解为一种策略管理(筹办)的形式。他们对“筹办”这一见解的看法也在发生着变化：从通过劝说和谈判来征服棘手的“野蛮人”到选择性地采用西方的思想、技术和体制。研究、记载和解释来自外国的异质文化，这为国内群众生产了新种类的知识，新的标准和模式，以及中西之间新的边界。这一过程充斥着意识形态的紧张不安，包含着广泛的修辞手段的运用和与外部世界相关话语权的扩大。

从西行伊始，清朝的使团、使节及其文字作品就引起了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关注。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结束数年后，对西方认识的主流解释框架在立宪改革者之中开始启蒙发展，并在清政府倒台、中华民国成立后占据主导地位。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将清朝的衰微归因于改良运动的失败和革命的必然性，此必然性的重要依据之一，则是清官员向政府提交的外交报告与文书。为了解释清政府为何衰败，这些启蒙学者常常从数十年前出版的外交日志中抽取片段，进行回溯性的叙事。比如晚清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的故事，在梁启超的笔下，成为民国初年流行的批判晚清人对于西方傲慢态度的标准叙述：

记得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梁启超的诠释有几个问题：第一，他将《使西纪程》看作是“游记”,将郭嵩焘的欧洲之行误认为是没有政治性意义的私人行程，而实际上这种远途的旅游在20世纪之后才逐渐成为主流，与郭嵩焘的出行性质截然不同。缺少了这个背景，儒家学者对其书的抗议，显得尤其盲目仇外。更重要的是，梁将郭和他的批评者置于当时根本不存在的“保守”与“进步”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他将清政府对该书籍的审查行为描绘成是传统儒家思想和东方专制主义所导致的结果。该故事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郭嵩焘的日记最初是由总理衙门出版的，其目的是传播西方知识，甚至在该书被禁后，广大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对它的阅读热情只增不减。梁启超的叙述掩盖了清朝外交机构的多元性，为郭嵩焘的访外经历提供了一个递进式的因果关系[即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笔下的“启蒙主义的话语”]:儒学精英拒绝接受西方文化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普适性的固执信念，是清朝不得不衰落的原因。

这种历史启蒙主义的外交叙事模式，即以文化主义的视角来审视清朝外交和海外使团，主导了1950年代至1980年代欧美的晚清学界。这些论著受到来自费正清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回应”论的深刻影响，其主旨是指出清朝在现代化道路上遇到了哪些文化与制度障碍。这些作品的前设通常认为常驻使馆(以及1860年后的一些外交制度)是一种以欧洲制度为蓝本，并与中国传统互相排斥的“现代性”实践。徐中约曾写道，常驻外交使节的派遣是在枪口的威胁下强加给中国的；这与“中国人的思想格格不入，与中国的对外交往的体制完全不相容。”

1980年代初，“冲击回应”模式在西方史学界逐渐式微，但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史学界对此却颇感兴趣。邓小平的现代化政策使得中国学术界更加开放。随着历史学家从马克思主义叙事模式逐步转向现代化史学模式，晚清文人如何面对现代化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冲击回应”论也成为理解晚清“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在这个语境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精英，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开始“觉醒”,抛弃儒家学者的傲慢自负，睁开双眼，“走向世界”。

过去的几十年间，比较史学家就中西方在社会经济、政治和国家建构发展轨迹之间的分歧，提出了新的论题和研究方法。历史学家不再一门心思专注于以文化解释中国为何偏离西方近代化的“普遍道路”,而是探索了一个将偶然性、经济史、环境史和全球史的视角组合起来，解释19世纪以降西欧在工业和军事方面远超亚洲的原因。这些新视角对晚清历史进行了分析，将其从民族国家的目的论中扭转过来，看作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革新、蜕变和国家建构的过程。同时，比较文学和语言学的学者，也将晚清文学作品置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理解。在这个多层次的演化过程中，异国的文化概念或在政府资助的翻译局、或在商业的“翻译工厂”里被内化和驯服。历史学家不再简单地以二元模式来看待晚清与西方的分歧，在边疆政策、国家构建和现代性等方面，也开始重视中国与日本、西欧各国的相似与交汇之处。

在中国，过去二十年也见证了试图摆脱现代化理论僵化框架的历史与文学的新思潮与新趋势。早期对清朝外交机构保守守旧和停滞不前的旧印象，在对清朝外交机构结构演变的新研究中已经修正与改进了。外交官与使节再也不会因其对西方的开放态度而受到赞扬或谴责。他们对西方的不同诠释现在被视为学术创新、文学想象力、区域多样性，或者是全体人类思维更深层次的主观经验模式的珍贵产物。

但即使历史学家试图摆脱这种发展的目的论，诸如西方与非西方、传统与现代、拒绝与接受等，这些二元对立的逻辑仍然充斥着主流叙事，以至于我们对19世纪下半叶的总体印象仍由几场以清朝惨败而告终的战争所主宰。这种叙事的问题在于它把中国接触和理解西方这样一个多面性和多线性的复杂过程，看作一个向既定结果的演变。常见的叙事方式，是从1850至1890年代中，精挑细选出一系列可以证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是不可避免的人物和事件，因此，晚清人对于西方的论述，常常被断章取义，甚至一些当时常用的修辞手法也会被看作排斥西方文化的明证。旅西者不同的经历，以及他们对于西方是如何理解、如何书写的，很少被学者所关注。

这种史学偏见的推论是：清朝精英对西方文化和制度的知识只能通过日本吸收输出后，再来进行下一轮灌输和接受。以数量、范围和影响来衡量，日本的确主导了20世纪初西方知识向中国的传播，中日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影响理应得到比迄今为止受到的还要更多的学术关注。正如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赫兰德(DouglasHowland)所观察：日本从儒家文化圈转向西方强国的转型，对传统中国世界观来说不仅是一个冲击，更是毁灭性的。但在1895年之前，来自日本的影响并不是清朝文人获取外部世界知识的主要渠道。除了外国团体和通商口岸的知识分子之外，清政府还培养了本朝的使节团队、情报人员以及外交官进行调查和撰写报告，以供官僚和士人精英阅读。这些人所创造的知识、话语以及他们的作品开创的知识消费模式，都成为1895年后文化转型的重要前提。然而，自从1980年代该领域逐渐摆脱“冲击一回应”理论模式的影响后，北美学术界将目光转向了区域研究、经济史研究、性别比较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几乎不再关注清朝对欧洲外交政策与调查研究的历史。

晚清对西方的回应成功与否并不是本文的主题，笔者主要关注的是清代涉外人士在从事外交使团和公使馆工作时如何诠释西方、构建西方，并传播这些有关西方的知识和话语。其主旨是将外交书写作为一个文化传播的过程进行考察，揭示该清代使节经历的流动性、异质性和矛盾性，并考察对外交流的独立与通常具有地域性的消费和传播过程，以展示其真实影响和接受程度。中国人对西方看法是由个体旅西者的概念体系与各种政治性、文化和思想所共同构成的复杂难题，并不能以简单的二元对立来理解。

清朝的外交和对外情报工作，近年来在历史学界日益受到重视，但清朝对于过往朝代制度先例的继承，似乎探究得并不多。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到西北的大月氏部，探索与其结盟并共同对抗北方草原游牧大国匈奴的可能性，这在中国是人尽皆知的历史故事。在前往大月氏的途中，张骞被匈奴俘虏关押了十余年，但最终得以逃脱，带着中亚情报返回了中国，向汉武帝提出与中国习俗相近的中亚部落结成联盟的战略主张。几十年后，史学家司马迁写道，张骞的一举成名，将“使节”身份一跃成为有志之士的热门追求：“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

1887年9月1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写给他的门生区谔良的信中，也提到了司马迁对汉使的记述。区谔良，辛未科(1871)进士出身，被钦点为工部主事，当时，已在驻外使臣的候选名单上苦等了12年。区谔良知道李鸿章在朝廷舆论中具有重大影响力，便乞求李的推荐，希望能尽快摆脱候补使臣的身份。李鸿章忠告他说：

近日海国已成坦途，朝士竞趋，迥非十年前可比，风气顿异，诚如尊论。汉武帝求使才，为其绝远，非人所乐，逮博望既贵，事亦愈习，则争言利害求奉使矣，古今竟若一辙。

李鸿章写这封信的时候，距离清朝第一位常任使臣抵达伦敦公使馆仅十余年，而他与他的同时代人已经注意到外交事务对既有的官僚结构以及西方表述的冲击，与西汉多有相似之处。中亚在张骞归来之前一直被视为绝域，一如1860年代之前的欧美各国。然而，在清朝与西方建立外交关系的几十年之后，“绝域”已成为政府官员的向往之地。众所周知，清朝在与西方列强建交之初，对于西方的表述也充满了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紧张，这个过程与西汉的扩张所引发的激烈政治争议和对世界的冲突表述十分相似。

1860年代后的外交使团与以往派遣的“使节”在实践上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不同：首先，以往派遣外国的使节，通常是有具体任务的、以行走为主的“活动使团”,其设立与任命有较强的灵活性，是任务结束后就立即解散的临时性机构。除明朝外，使节不是专门外交人员，而是有强烈事业心的官员，往往将自己的外交任务视为升职加薪的基石。使团成员不得沿途逗留或与外国人进行私交。现存最早的使者日记来自唐宋时期，其内容强调每天行程的距离，极少提及非官方活动，表明这些日记的作者，由于官方的压力，不得不小心谨慎地细报每日旅途中花费的时间。与此不同的是，大多数清朝常驻使节有长达三年的任期，政府鼓励使馆成员在日常工作外进行个人考察，并与外国人保持来往。

其次，派往中国周边地域或邻国的使节，往往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可以作为他们报告的模版，包括使者日记、游记、王朝历史、地名词典等等。个人报告最常见的形式就是使臣日记，这是一种半官方的体裁，通常采用帝国地理式的视角，将遥远的地区编织进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等级制世界政治秩序构想中。在这种话语模式下，使节对外国的描述是精心构建下的产物，它着眼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因而很少赋予非儒家政权以政治合法性。与其不同的是，1860年代之后前往欧美的清朝外交官并没有关于这些国家以第一人称叙述的使臣报告作为他们的文书样板。官方要求他们书写他们在西方国家的日常行动，考察汇报，无疑是史无前例的挑战。

第三，过去的使节在旅途中很少与朝廷保持联系。使者携带敕谕，充当统治者信使的角色；他们并不是一个带有抽象皇权象征的可移动政府机关。除了战争时紧急通讯外，他们向朝廷提供的报告，是外交使命完成后才须上交的。相较之下，19世纪下半叶的清朝使团和驻外公使馆更好地融入了国内的信息网络之中。他们定期通过邮轮与国内外交部门和其他公使馆交换信件、报告和笔记。1870年代至1880年代初期，电报线延伸至上海和天津，使得国内外的外交机构能够及时交换来往信函，大大缩短了交流时间。公使还就外交问题上奏，请求在他们认为适宜之时，应立即关注相应的外交问题。信息技术的采用，使得清朝官僚机构能够对外交和政治紧急情况作出迅速而积极的反应。

清使的派遣同时伴随着超越帝国国界的政府责任观念的不断扩展。1866年第一次半官方性质的访欧之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外交问题。短短两年后，即1868年，一个官方使团即负责与外国列强就条约修订进行初步讨论。到1870年代中期，官员已经开始关注如何为保护海外华人权益和抵制西方人在中国的不法行径寻求法律上的依据。1870年代末和整个1880年代，使馆承担起了抵抗列强侵占中国边界、鼓励华人在国外积极进行商业活动的责任。他们还负责监管在国外的中国学生、视察清政府所订购船舶的制造情况、购买机器和书籍，以及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性会议。从1880年代中期开始，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对于维系海外华人社群(尤其在东南亚)对华的忠诚愈来愈感兴趣，而北洋舰队在南海威风凛凛的巡弋更是加强了华人对清朝的关注。

激增的使馆职责使得外交官在如何自我定位、如何书写报告，以及提交报告的意义等方面，形成了新的张力。过去的使节在外交使命结束后递交书面报告即可，而19世纪的外交官则需要在多个、往往相互冲突的职责和不同的受众之间，不断地进行协调。一方面，他与外国政府的外交通信需要大体符合西方惯例，这些文书通常直接由使馆的外籍参赞起草并翻译成中文。另一方面，他与国内的文书交流往往采用本国的语言和思维逻辑，以一个负责记录国外风土人情的业余地理学家的视角，并且慎重地撰写这些材料，因其日后可能会被整合进朝代史和其他官方或半官方的史料汇编之中。当他撰写西方值得借鉴之处，则需审慎地思考如何在表达认可的同时，保持理性的批判，在两者之间维系适当的平衡。总而言之，19世纪的外交官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陈述不是简单地对已完成使命追溯既往的报告，而是将世界文化为己所用的手段。

清朝使团和使馆如何开辟新的信息传播渠道，并以此改变了国人对西方的认知？在此之前，信息传播方式也曾经历过重大的变革。正如魏希德(Hilde De Weerdt)著作中写到，随着木版印刷的兴起和宋代(960—1279)以来中国科举考试的贯彻实施，“信息传播不能再被认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朝廷敕令人民那样的事情：文本的结构和官方信息交流的渠道本身成了信息协商的机制”。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南宋境内精英的内部政治沟通网络对维护中华帝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发展与19世纪中国发展的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晚清外交文书横向的发展(涉及地域之广)及纵向的传播(深入各社会阶层),也起始于19世纪中叶地动山摇般的危机，它直接导致了对中华帝国的全新概念化，并且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概念通过新的场所和方式在公众中传播，同时也被不同的政治行动者商讨斟酌。

笔者采用传播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编码”与“解码”理论对传播进行“问题化”,而不是将传播仅仅视为信息传递与接收的透明过程。这种理论途径将每一次出使看成一个独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使者的历史经历穿越复杂的话语规则，变成关于西方的“信息”或“故事”。这些信息在被传播和消耗的过程中，又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解码”过程，并对不同受众群体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外交书写的产生与接收，可以视为不同历史过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根据霍尔的说法，接收(解码)的消息与原始消息的匹配程度取决于共享代码的利用以及编码器和解码器之间的关系。在清代外交沟通中，这意味着一篇著作(日记、信函或是报告)的效果取决于听众是否采用了一套与原作者相似的假设条件和语言文字。两套符码之间的一致性往往造成对共同价值观和实践的肯定；不匹配的两套符码，则可能导致事实的失真、误解以及编码信息无法及时准确的传递。

以通信的视角来重审外交写作(日记、诗歌、游记、电报、报告、奏折和报纸文章等),不仅可以使一些原有的学术争论迎刃而解，还可以便于理解为什么同一份文书常常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回应和反响。以往的研究常常以“保守”或“改良”等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来诠释晚清士人对于西方的理解，但这些标签并非当事人自己能接受的，而产生于后人对“中国对西方回应”类似课题的单一的逻辑叙述，掩盖了当事人体验、构建和接受西方的多元化。探索新知识和新形象(representation)的过程并不会遵循一个统一的程序。我的目标是消除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回应模式化的看法，来捕捉“知识创造的机制、脉动及其所有的前后矛盾和内部真相。”

现代人也许料想不到，这些一百多年前的外交官，看待西方的角度并非一成不变，都有基于自身社会、政治和思想关注点来组织世界知识的独到方式。例如，八旗体系内的满汉官员、同文馆学生、地方文人以及朝廷官员对西方的认知与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所有清朝外交官的生活，但即便是在相似社会背景中的外交官，该运动也对他们解读西方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湘军是一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很重要的地方武装军队。对于湘军的高级将领郭嵩焘来说，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清政府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由此促使他前往欧洲寻求中国长期存在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但对于曾纪泽、薛福成等依附地方势力的青年人来说，镇压战争提供了为国效忠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以自身丰富的实践技巧和兼收并蓄的学习能力跳过科举入仕的旧惯例。历史潮流和关系网络的大环境在观念认知、文本信息和政治观点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

尽管他们拥有多元的经历，使节和外交官都传承着一套官僚传统，这使文本产出成为其首要职责。几乎每位外交官都有撰写出使日记的习惯，日记是历史悠久的传统体裁，它的目的是履行重要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性的功能。此外，他们通过信函、诗歌、奏折、官方通信、电报以及从1880年代中期兴起的发表在报纸上的随笔短文来进行交流。这三十年，越来越多的出使官员认识到他们需要突破总理衙门规定的制度与文本的限制。他们还意识到，要使想法和建议生效，有关西方的文本生产必须与其他多方面的政策相互协调，并以激发凝聚力和文化自信为核心，对这些文本进行塑造和重塑。

1839年至1841年的鸦片战争，激起了地方一轮民间收集情报的热潮。其中，最为人所知的项目是由林则徐组织、由传教士和有涉外经验的人士协助翻译大量的英文书籍和新闻报道。为了出版这套译文汇编，林则徐重塑了外交情报的文本形式。例如，林则徐编撰的《四洲志》,是从慕瑞(Hugh Murray)的《世界地理大全》翻译而来，但他没有将原著中任何政治哲学的内容囊括进《四洲志》之中。在有关美国政治体制的章节中，《四洲志》使用外文音译的方法来介绍特定的政治机构：总统是“勃列西领”;国会是“衮额里士”;参议院是“西业之西那多”;议会代表则是“里勃里先特底甫”。书中对共和制政体有一个粗略的解释：“因无国王，遂设勃列西领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罢黜。”其“乱码”般的术语，其实是为确保外国的政治实践不会与中国的官僚机构概念相混淆。林则徐清楚地意识到，他使用的材料来自域外，由于其政治敏感性，他很少提及书中的翻译方式，只是有选择地使用足以支撑他论证的部分材料呈现给国内的读者。

鸦片战争之后，朝廷对外国情报的兴趣迅速消减，但私人研究的热情却变得炽热。这些尝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魏源的鸿篇巨制——《海国图志》,该书是由林则徐的《四洲志》拓展而来。根据马世嘉(Matthew Mosca)的研究，《海国图志》于1844年问世后，成为第一部“或多或少能够全面且连贯地向读者解释每份外国地理的已知材料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中国地理志书。通商口岸的建立促进了西人社群和各级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在与西方人的合作中，沿海官员对西方的态度明显有所改善。英国领事官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就对福建巡抚徐继畲赞赏有加，说他“在信息接收的宽泛程度、观点的开明程度上，远胜于其他人。”

此外，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战争，为通商口岸的地方官员及其幕僚创造了与外国人合作的机会。在1860年代初，这些协商与合作促成英清联合军队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将相应的官衔、朝服、标识和勋章授予在清军中服务或在军火供应上提供协助的外国人。地方官员及其幕僚在上海组织赈灾救济的募捐，派人从上海购买科技图书和仪器设备，同时收集最新的消息。从郭嵩焘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半官方的合作与互动是如何改变了清朝精英对西方看法。

郭嵩焘，祖籍湖南湘阴，1847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职。他在太平军进犯其家乡湖南时退居乡野，助曾国藩组建湘军。在1856年首次到访上海之前，郭嵩焘已沿着长江游历了两个月，他一边收集当地的风俗和商业信息，一边为湘军筹款，为日后做准备。他注意到富庶的长江下游与他贫瘠的家乡湖南内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形容江浙一带习俗是“靡荡偷惰，重以浮诈，人自为心，无礼让联属维系之意”。当郭嵩焘最终目睹上海的外国租界时，他不仅惊奇于西方人独创的先进科技，还讶异于他们恭敬礼貌的举止教养：

道遇利名、泰兴数夷目，与予握手相款曲。彼此言语不相通晓，一面之识而致礼如此，是又内地所不如也。

随后，郭嵩焘描述欧洲仆人表现出的令人称赞的行为举止：“小夷目二人侍立两旁，极秀美”,他感叹：“引绳导客，外夷示敬之礼如此!”与之相对应的是为西方人服务的中国杂役“状貌狞异，气焰嚣然”。郭嵩焘在英国领事的陪同下快速游览完汽船，拜访了伦敦传教士创建的墨海书馆，结识了麦都思(WalterMedhurst)及其同僚。麦氏是英国著名传教士，也是《圣经》的中译者，在他书馆中工作的学者包括数学家李善兰、传教士兼记者艾约瑟(Joseph Edkins)、助手兼抄写员王韬。郭嵩焘从那里带走了数期《遐迩贯珍》,这是一家设于香港的中文报纸，主要刊登西方的新闻时政、历史社科和地理人文的短文与评论。郭嵩焘的朋友、湘军首领曾国藩对他到访上海后对西方态度的突然转变感到疑惑不解：“往时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筠仙(郭嵩焘的字)归自上海，亦震诧之。”

当徐继畲、郭嵩焘等行省级官员在通商口岸向西方人寻求新的世界知识与对抗太平军的手段时，一个新的信息网络正沿着中央官僚渠道悄然形成。两个全新的机构——总理衙门和同文馆将清政府与外国外交官及外国顾问联系了起来。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同文馆的学生和外国教习翻译了有关国际法和外交手册的书籍，并从1870年代初开始，将翻译范围扩大至数学、科学、世界地理和历史。

从1863年开始，一位来自爱尔兰的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原翻译——赫德(Robert Hart),正式担任海关总税务司，成为了总理衙门对外交涉的宝贵资源。衙门的几位满人官员将他视作心腹知己，甚至“与他分享了一些他们内心深处的隐秘想法”。在这些满人官员的支持下，赫德很快将中国海关建设成一个集权决策、消息灵通与纪律严明的官僚机构。赫德将自己置于一个富有同情心和亲切感的“局外人”地位，倡导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成功，其中就包括建议向欧洲派遣使团。

总理衙门官员与各国驻京公使最初的互动仅局限于条约相关的讨论，但几年之内，这种交往逐渐步入更深的层次。董恂与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以及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的友谊促使他将亨利·朗费罗(Henry Longfellow)的《人生颂》翻译成七言绝句，并亲笔誉抄在扇面上，托蒲安臣转送给朗氏作为礼物。同样是通过蒲安臣的推荐，总理衙门翻译了亨利·惠顿的《万国公法》。

除了外国顾问和外交官的伴随之外，总理衙门还通过南北洋大臣同通商口岸的海关道台们保持联系，道台们负责接待外国领事、监督海关的对外贸易，提交有关对外交涉的报告，包括中文资料和译制的新闻剪报，并将撰写的报告整理好之后，呈送南北洋通商大臣，由通商大臣咨送总理衙门。

尽管总理衙门能够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信息，但在总体上，这些通过官方交互获得的情报是零散的，其中信息也未得到完全消化，同时还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各个信息渠道的掌控者，包括总税务司、外国公使和领事，以及通商口岸的道台——都维护着自身(或者其代表政府)的利益，并发布有利于自己“小算盘”的情报信息。比如，外国顾问强调铺设铁路、建设电报线路和贸易开放能带来经济优势，但地方官员可能会提供与之相反的意见，强调外国势力的入侵将如何破坏社会稳定。再者，各国外交官并不都支持赫德的观点与行事，有些人认为他狡猾且唯利是图，意在帮助清廷暗中对抗条约，从而阻碍中国政府进行实质性的改良。大体而言，作为一个临时机构，总理衙门虽说“总理各国事务”,但其真正的作用，是当中外因执行条约而发生争论时，能斡旋于外国人和地方利益之间，进行调节。总理衙门的主要功能是调节中外冲突，寻找折中办法，并没有掌控更大局面的能力，如启动新的议程或改良方案。

综上所述，到了1860年代，两个交叠的信息网将清政府与西方联结了起来：第一，通商口岸将地方士绅、官员与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外国雇佣将领联系起来；第二，由总理衙门维持的官方信息网络将各国驻京外交官、海关、地方官员、各通商口岸领事、南北洋通商大臣紧密地联结起来。总理衙门虽然能协调总管外交事务，但在诠释与整合各种情报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

然而，这一诠释西方的角色并未因此而空缺。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之时，地方官员与士绅、通商口岸的知识分子正广泛地寻找历史经验与外国知识，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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