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仲夏，北京城暑气逼人。傍晚，瀛台戏楼里鼓点敲响，毛主席请旧日友人听黄梅小戏。帘子掀起，一位头发花白的中年人随着陈赓走进包厢。毛主席握住他的手，笑着说一句：“生明，你可来了。”一句看似寒暄的话，把在座几位将帅的目光都引向了这位曾任国民党中将的唐生明。
与舞台上的唱腔不同，唐生明的人生反反复复，节奏跳跃。1906年，他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富裕军政世家，家里四兄弟，他排行最小。大哥唐生智后来做到国民党陆军上将，被称为“湖南王”；二哥、三哥也都是将校级军官。从小衣食无忧的唐生明，最爱结交朋友，打猎、斗鸡、逛茶楼，“吃喝玩乐”几乎成了他身上的标签。
命运第一次转弯在1924年。彼时，黄埔军校第四期招生，身无军旅经历的唐生明凭家世破格入学。课堂里，三十来岁的毛泽东受邀讲授革命理论。站在台上的青年老师没有想到，台下那名吊儿郎当的学生后来会在暗流汹涌的岁月里屡次伸手相助。课间相处时，唐生明喊他“毛先生”，毛泽东则常拍拍他的肩膀：“要有志气，当大英雄。”教室外的长沙初冬夜，寒风凛冽，曾经发生过“师长给学生披被”的轶事，几十年后仍被两人当作玩笑忆起。
北伐期间，仗着兄长的关系，唐生明很快升到警卫二团团长。1931年，他年仅二十五岁便挂上中将军衔，被同袍称作“天之骄子”。然而，这位“骄子”常常溜出军营泡舞厅，对部下说：“枪可以不擦，朋友不能不交。”看似放浪形骸的一面，却给他以后打入敌营留下了天然伪装。
1941年春，重庆。一场只允许三个人旁听的密谈里，蒋介石与戴笠开门见山：“生明，去汪伪政府，需要的正是你这种人。”原本游走于酒桌的唐生明，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要把“玩世”当作武器。他点燃一支香烟，轻声回答：“既然是委座的命令，那就去走一遭吧。”随行人员后来回忆，这句话里听不出半点慷慨或犹豫，倒像是谈生意。
打入汪伪以后，唐生明靠与汪精卫早年的交情，很快担任“清乡委员会”军务处长。日军、汪伪、军统三方都在观察他。唐生明的做派依旧：白天阅公文，夜里在南京秦淮河觥筹交错，香风美酒，歌女成群。正因为这副“阔少”模样，他屡次把情报藏进雪茄盒、藏进钓鱼竿，通过巡查河道的渔船送往后方。军统档案记下一段话：“此人表面糜烂，实则忠诚可靠，乃我方暗线之最。”
1942年夏，他险些折戟。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在上海捕获军统少将陈恭澍，从其皮靴暗袋里搜到一封提及“唐某”的密信。唐生明被押往南京审讯。就在火车驶入南京西站时，几名日本宪兵强行带走了他，理由是“东京要亲自处理此人”。事后得知，日方怀疑他与陈诚联系密切，需要拿他做诱饵与重庆谈判。此举反倒救了唐生明一命。正因为多方都想利用，他在缝隙中活了下来，江湖人于是给他安上“民国第一福将”的名号。
抗战胜利后，蒋、毛的分野日益明朗。唐生明凭借在国民党军中任教导总队副总队长的身份，多次向老友陈赓、周恩来递送情报。1949年七月，他随程潜、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为和平解放湖南写下关键一笔。毛主席后来回忆：“多亏生明，洞庭湖少淌了不少血。”
新中国成立后，唐生明本可赴港继续清静日子。可1956年，他带着家人坐上开往罗湖的火车北上，抵京后住进了东四条胡同的老宅。那年冬天，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让国务院参事室为他安排职务。唐生明领到的第一份文件上写着：国务院参事。待遇并不算高，他却说：“够了，国家少花一分是一分。”
1962年，湖南老家修渠，他捧着私售房产得来的三万元存折递给省里干部：“这钱还算得上义务兵役。”两鬓全白的唐生智闻讯长叹：“四弟啊，你这辈子到底为谁活？”唐生明只是摆手：“我还欠这个国家太多。”兄弟间短促的对话，被同席者记在日记里。
唐生明的最后公开露面，是1983年台湾海峡两岸书信往来恢复研讨会上。他提议设立“亲情邮路”，让被分隔的家庭重燃希望。会后，他对记者说：“国家统一，家才圆满。”言语不高调，却透着湘人特有的倔劲。
1987年10月11日，唐生明因病在北京医院去世，终年八十一岁。灵前花圈林立，周总理早已作古，陈赓、贺龙也相继离世，但他们的秘书、子女悉数到场，送这位“福将”走完最后一程。《人民日报》发表讣告，用了“挚友”二字评价他的与党关系。对一个曾挥霍半生、名列国民党将官的人来说，这既是恩遇，也是审慎的赞许。
人们至今争论不休：究竟是怎样的际遇让一位“风流侯门子”在风雨中转身？有人说是家国情怀，有人说是个人恩义。或许答案埋在那年深夜的教室里——年轻的老师替贪睡的学生掖好被角，一点温度，在乱世里流转成了意想不到的信任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