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的深夜，刚从江西回到北京的邓小平翻开一本境外托人带回的《射雕英雄传》，灯光下，他一页页读得入神。书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句子，让这位老将军放下疲惫，心底涌起久违的激昂。
那一刻，他并不知道，七年之后自己会在人民大会堂亲口向作者说一句“我是你的忠实读者”。但从那天起，邓小平与金庸的名字，悄悄连在了一起——一个在京城重掌大局，一个在香港笔走龙蛇，他们隔空呼应，用不同方式关心着同一块土地的未来。
回望金庸的轨迹，1959年创办《明报》是个关键节点。白天写社评，晚上写武侠，他把江湖恩怨与家国兴亡拧在一起。六七十年代风云骤变，《明报》多次为邓小平等“受冲击者”鸣不平，也为普通民众疾呼。当1976年四五风起，金庸再次在香港社论中断言“邓公终会复出”，这一声“孤注”让彼岸不少人侧目。
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揭开，邓小平需要向港澳台和海外华人解释新政策，选谁当“传声筒”成了难题。有人提议：“查良镛影响大，且敢言。”邓小平点头，因为他知道对方不仅写得一手好武侠，更有一颗滚烫的赤子心。
1981年年初，中央向金庸发出正式邀请。信刚寄出，警卫部门却捧着两份材料犯难：一是金庸与结发妻子离异、携年轻爱侣高调亮相；二是他曾在《明报》刊登针对大陆的尖锐评论，还到台湾与蒋经国谈论统一问题。有人担心若发生负面舆情，会让正处关键期的开放形象受损。
卷宗送到邓小平案头，他听完汇报只沉默了几秒，然后抬头，说出八个字：“不用管他，安排见面。”短短一句，终结争议。旁人劝阻，他摆摆手，“私事归私事，政治立场靠事实去检验，我们行得正。”一句话，既体现胸襟，也显露自信。
7月18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外，邓小平提前到场。见金庸步入，他迎上前握手：“查先生，好久想见你。”金庸回以一句：“能与您当面交谈，是莫大荣幸。”两人落座，身边工作人员悄悄退出，厅里只余轻轻的电扇声。
交谈开始不久，金庸率先提及职位问题：“以您的功绩，当国家主席轻而易举，为何甘当副职？”邓小平笑了笑：“年纪大了，八小时工作已是极限，担子太重容易坏事。”随后话锋一转，他谈到《明报》：“你的社评我大多赞成，少数不同意。但我们有共同点——都盼中国统一强盛。”这一句“共同点”，把两人心绪牢牢系在了一起。
谈话持续近两小时，内容涉经济、科技、对外关系，甚至触碰金庸父亲查枢卿在“镇反”中的冤案。邓小平郑重表示，历史问题终有厘清之日，希望金庸把目光放在未来。金庸轻叹：“往事已矣，重要的是国家向前。”寥寥数语，却让多年心结悄然松动。
当晚，《新闻联播》播出两人会面画面，海内外舆论哗然。香港街头，《明报》被一抢而空，许多读者守在摊位等待加印。原本忧心会谈效果的内地工作人员长舒一口气，而金庸返港后陆续发表文章，系统介绍大陆改革、鼓励华商投资，态度比过去更热忱。
1984年，内地出版社获批大规模引进金庸作品，“禁书”一朝“开闸”。北方冬夜里的车厢、南方暑天的竹床上，无数青年捧着《天龙八部》夜读，书页泛黄，仍津津乐道郭靖、乔峰的气概。对他们而言，武侠不再只是刀光剑影，也是时代变革的象征。
1995年，金庸出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1997年7月1日凌晨，他在维多利亚港见证五星红旗升起。那一瞬间，许多人提到邓小平，可天安门城楼上的老人已安息三年。传言当晚金庸低声自语：“他若在，应当欣慰。”
从深夜书房的一束灯光，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那一握手，再到香江上空的礼炮声，两位“侠之大者”以不同方式守护同一个信念。历史写下的，是两条轨迹的短暂交汇，却足以让后人记住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们有共同点——都爱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