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30日，东北的寒风裹着雪粒掠过抚顺战犯管理所操场。释放大会刚结束，五十四岁的溥仪站在人群里，冻得直搓手。他没料到，自己能以“被特赦人员”的身份重获自由，更没想到三年后会接到一道来自中南海的邀请，让他以客人的身份走进共和国最高领袖的家宴。
1962年春节前夕，北京城的街巷还带着寒气。警卫战士把请柬送到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23号——那是溥仪与李淑贤合住的小楼。请柬言辞平实，只写着“恭请爱新觉罗·溥仪同志届时赴宴”。几个字把“同志”与“皇帝”跨越了整整一个时代，溥仪盯着它足足出了神。
翻到过去，溥仪的履历像被锋利的刀口划过数次：1908年登基，1912年退位，1924年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1932年做“满洲国执政”，1945年被苏军俘获，1950年押解回国，1959年第一批获特赦。每一次身份变换，都与时代巨震同步。他常说自己仿佛一片秋叶，被风推着往前走，从未真正决定过方向。
宴会定在腊月二十九的晚上，地点仍是中南海丰泽园。那年物资紧缺，桌上只摆了几盘家常菜：白菜炖粉条、酱牛肉、红烧带鱼，再加两壶花雕。溥仪低头数着菜品，心里竟有种踏实感——宫廷御膳早成旧梦，如今这点粗茶淡饭反倒让人安心。
席间坐着章士钊、郭沫若、王孝通等人。毛主席端起酒盅：“大家随便吃，今天不谈公事，只叙旧。”溥仪正拘谨地把筷子横在面前，毛主席夹起一块带鱼放进他碗里：“尝尝，别客气。”一句轻声“谢谢主席”刚出口，周遭笑声便把空气暖热。
第三巡酒过后，毛主席似笑非笑地问：“听说清朝那块传国玉玺，你可还知道下落？”这一问让溥仪微微一愣，杯子停在半空。他垂下眼睛，声音发颤：“那块玉……在1945年长春沦陷前被国民党特务抢走。后来据说辗转去了美国，我再也没见过。”
一句话里透出无奈与歉疚。其实，主席问玉玺，并非真想追索，而是借势提醒：旧王朝的最高权力象征早已飘零，人民的新国家自有新的印鉴。果然，毛主席笑着对警卫点头。片刻后，一只红木盒被放在桌边，铜制、正方、兽钮，沉稳庄严。毛主席向众人示意：“这就是新中国的国玺，用铜铸，不怕摔，也不怕锈。”众人探身细看，溥仪更是屏住呼吸，仿佛在注视另一种“天命”。
有意思的是，面对那方新国玺，溥仪眼里既羡又敬。过去的玉做玺，代表皇权至高；现在的铜作玺，寓意众志成城。材质更迭背后，是社会根基的彻底翻转。史书里常提“受命于天”，而今日之“命”来自千万双劳动者的手，这层隐喻，溥仪懂得最清楚。
宴会散去前，毛主席对溥仪说：“玉玺丢了就丢了，重要的是人活明白。”溥仪点头。那晚的合影，溥仪笑得拘谨，毛主席笑得爽朗。闪光灯一亮，双重历史交汇在一张黑白胶片上。
往后几年，毛主席偶尔关心这位特殊的“老朋友”。1964年春，他让章士钊捎去三百元生活费。章士钊赶到溥仪家，后者连连摆手：“稿费快到了，这钱我怎好收？”章士钊把毛主席的原话搬来：“主席说，这是一点心意，别推辞。”最终，溥仪收下，却在信笺写下十六字：“欣逢春雨获新生，倾海难尽党重恩。”
1967年10月17日凌晨，溥仪因尿毒症医治无效离世，终年六十一岁。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邻近的是抗日、解放战争的将士。消息传到中南海，毛主席沉默良久，低声吩咐周总理前去吊唁。就这样，满清末代皇帝和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最后一次对话。
毛主席那句“传国玉玺在哪”仍时常被人提起。它像一把钥匙，轻轻拧开尘封的旧朝记忆，又让人看到新政权自信从容的气度。玉玺的行踪或许永难查明，但在那顿简单的家宴里，它已被赋予新的注解：真正的国之重器，不在玉石，而在千万人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