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的一个阴冷早晨，长沙识字岭薄雾弥漫，山脚的荒坡上只有新栽下的几株冬青。护林员周永泉扶着锄头感叹：“要不是杨烈士当年倒在这里，这片地恐怕还是乱葬岗。”那一声“杨烈士”，瞬间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二十年前的腥风血雨，却没人想到，关于那场枪决，还有一层尘封了近四十年的黑暗角落。
时间往回拨到1930年10月下旬。杨开慧偷偷返乡为长子毛岸英过八岁生日，行踪却被便衣何铎海盯上。长沙绸缎庄里的伙计听见动静，赶紧捎话给地下党，但电报还没发出，识字岭已被特务重重包围。杨开慧、岸英和保姆陈玉英同时落网。行刑令在11月14日晨曦中由湖南军政长官何健亲笔批下，批令只有六个字：即刻执行，不得拖延。
押往刑场的卡车在识字岭南边的麻石路上颠簸，车底铁链撞击声格外刺耳。抵达后，随队军医例行“检身”。杨开慧衣襟上别着一枚暗红色钮扣，里面夹着她最后一封写给毛泽东的短笺：愿君无恙，革命必成。晏国务拔下钮扣，冷笑一句：“留给审判台的纪念吧。”
枪声响起那一刻，目击者回忆杨开慧并未立即倒下。弹雨过后，尘埃散尽，特务们草草检查，见胸前大片血迹，便以为已毙命。队伍转身离开，识字岭再次陷入寂静。半小时后，一名负责收殓的看守发现她指尖仍微微颤动，正要上报，特务队副姚楚忠赶来，扣动扳机补射两枪，然后把尸体推入乱石堆。就这样，真正的死亡时间被硬生生推迟了三十分钟。
接下来的一切进入浓雾。1931年1月，《中央日报》刊登“共党要犯毛氏妻伏法”一文，配图是抬着棺木的侧影。毛泽东在闽西读到，泪洒案前，却对细节全然不知。井冈山上的交通中断，使得真相就此戛然而止。与此同时，长沙地下党故意散布“杨开慧已遇害”的消息，以掩护尚未暴露的同志，这条误导信息甚至传到瑞金，直接改变了毛泽东的个人生活轨迹。
1946年夏，毛岸英归国。延安机场薄雨蒙蒙，他给父亲讲起母亲狱中写下的那纸血书：“不连累同志，不背叛信仰。”毛泽东听罢沉默许久，只说了四个字：“母亲坦荡。”那天凌晨，延河边灯火未灭，谁也无法弥补亲情的缺口。
1965年，大连。医疗组向中央汇报毛岸青恢复情况，随行工作人员顺口问了句“主席要不要去看看？”房间空气瞬间凝固。毛泽东抬手擦了下眼角：“等忙完这一阵吧。”那声“忙完”最后拖了整整十一年，可见一次面，却始终未提杨开慧三个字。
1970年4月15日，湖南岳阳劳改农场。62岁、头发花白的姚楚忠自称“戴罪之身”，主动向场部交代旧案。起初值班干部还以为是普通自首，直到姚说出“识字岭”“晏国务”等关键词，才骤然警觉。纪要报送省公安厅，专案组连夜开机录音。姚楚忠回忆：“那天我们喝高了，士兵说她还有气，我怕出纰漏，就又补了两枪。”
调查组调阅当年遗留的枪决档案，比对弹痕和口供，结论与口述完全吻合。14日清晨射出的第一批子弹，未击中要害；真正夺命的是姚楚忠赶到后打出的第二轮。换言之，杨开慧本有生存的可能。公诉起诉书列明“故意杀人”与“反革命罪行”两项。1971年3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依法判处姚楚忠死刑，立即执行。
至此，史料缺口被补上：杨开慧在行刑现场只受重伤，她最后半小时的痛苦挣扎，四十年后才被公之于众。湖南省档案馆随后整理案卷，将全部口供、弹道鉴定与旧时监狱医务记录合订存档，注明“杨开慧牺牲经过补正案”。这一批资料如今仍列为重点保护档案。
值得一提的是，案件落槌后，毛岸青向组织请示，要求前往长沙识字岭凭吊生母。批准函上标注“访问持续时间不超过三小时”。1972年秋的一天，他走到荒坡前，弯腰拾起一块沾满青苔的碎瓦，久久没有松手。据随行医生回忆，毛岸青当时喃喃一句：“妈妈当年肯定疼痛难忍，可她没喊过一声。”
杨开慧牺牲至今已逾九十年，她留下的除了那三张铁骨铮铮的狱中血书，还有未完成的家庭合影和装不下悲痛的井冈山邮袋。1970年自首的姚楚忠，不过是在历史歧路里掀开一个破口，却让世人看到革命者面对死亡的从容与坚定，也昭示漫长黑夜终会迎来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