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天，志愿军番号尚未出现，东北野战军总部里却已挤满准备南下的干部。谁能想到，十二年后，昔日挥师千里的副司令邓华，会在成都街头提着竹篮买菜。时间跳到1971年10月，北京西郊的一间休息室里，军委扩大会议间隙的闲聊，把这条反差巨大的曲线拉直了。
年过半百的李达喝了口茶，忽然冒出一句：“我在成都碰见邓华，他一个人拎两斤青菜，气色不对。”一句话，把原本轻松的气氛搅动成漩涡。肖克皱眉，宋时轮摇头，杨得志干脆把茶杯放下。短暂沉默后，粟裕低声提醒：“他可是当年志愿军的顶梁柱。”房间一下热闹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却都绕不开一个问题——能不能想法让这位老伙计重回部队。
邓华为什么会离开部队？要从1960年的那纸调令说起。那年春天，他被安排到四川省任副省长，分管农机。军人改行干农机，听起来别扭，可邓华没有任何犹豫：组织叫去哪儿就去哪儿。到任第二天，他让秘书去新华书店抱回一堆农机手册，然后跑遍川东、川西的丘陵。有人暗劝他多保重身体，他抬手挡回去：“吃公家的饭，总得干点事。”
川内行走三年，邓华把自己跑进了医院。1964年，肺部严重感染，几乎整整卧床十八个月。出院后，他更拼，柴油机、化肥小厂、电力缺口，一项项盯着追。三年间，全省百余座小氮肥厂投产，亩施化肥量翻了好几倍，这在当时的西南山区堪称奇迹。遗憾的是，干成事的人往往忘了自己，身体每况愈下。
1968年秋，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电报送到成都时，邓华斜靠病榻，反复核对署名后才确信中央真点了自己的名。“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嘛。”毛主席在会上专门招呼，他当场起身答“到”。会后，他仍回四川，因为农机口离不开人。
时间回到军委休息室。众将领讨论了半天，得出一个共识：谁都有情义，却没有权力。粟裕的提议被认定最务实——去见叶剑英元帅，请他出面。杨得志说得干脆：“老宋，你跟叶帅走得最近，你去。”宋时轮点头答应。
几天后，宋时轮敲开叶帅办公室。史料没有留下完整谈话，只留下片断：“邓华身体差，但干劲足，长此以往怕是熬坏了。”叶帅沉吟，将烟灰轻磕在烟缸边缘，没有当场给出答复。这件事最终因形势复杂、干部调整指标有限而搁置。作为当事人的邓华，此时只知道老战友们打听他的消息，他在日记里写下一句半开玩笑的话：“惹得同志操心，不知是福是祸。”
1976年之后，局面出现转机。中央决定恢复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编制，名单里有邓华。通知发到四川，他正蹲在柴油机厂车间。听完电话，他放下安全帽，简单收拾两件行李就上了北上的列车。再度穿上军装，他的神情像回到鸭绿江渡口那年，只是鬓边添了霜。
重新回到军界后，他第一件事不是去警卫处领车，而是要了几摞最新外军条令，连夜做笔记。工作人员劝他缓一缓，他摆手：“离开十几年，知识旧了，先补课。”那段时间，京西宾馆常能见到他拎着资料往返于学术部和办公室。
值得一提的是，邓华刚立住脚，就替另一位老兄弟奔走。军委讨论高级将领返岗名单，他提议补充洪学智。“难得的人，不用是浪费。”这句话最后出现在会议纪要上，洪学智也因此归队。老兵之间的惺惺相惜，在此刻显露无遗。
然而高强度工作最终扯碎了他羸弱的身体。1979年底，他到广州疗养，仍抽空撰写《纪念海南岛解放三十周年》一文。翌年春，彭德怀元帅遗孀浦安修专程探望。客厅里，浦安修递给他《彭德怀自述》手稿，请他审阅抗美援朝章节。邓华扶着茶几坐直，认真读完，才说：“没有夸张，合适。”两位老人相对无言许久，最后相互嘱咐一句“保重”。
1980年7月3日清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发出病危通知。邓华病房内，床头仍摊着几本外军教材，旁边夹着未完成的批注。15时08分，心电图变成直线。讣告发布，四川农机系统专门在简报上用一整版篇幅致谢，“邓副省长当年一句话，改变了四川山地农业的面貌”。成都街头的老工人也许不知道，他提着篮子买过的那片菜市场，如今依旧热闹。
李达后来谈起那场休息室里的对话，常补一句：“要是再早点把他调回来，或许能多活几年。”这句话并无定论，只留下无限唏嘘。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志愿军战车到柴油机工厂，再到军事科学院，邓华的轨迹证明了一件事——岗位不同，信仰未改；身份变了，忠诚不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