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的北京，还带着初冬的寒意。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一批获特赦人员鱼贯而出，门口的寒风卷着落叶。人群之中，王耀武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红色证书，神色复杂。十一年前，他还是济南城里呼风唤雨的省主席；那一夜的枪炮声却让他瞬间跌入谷底。如今重新踏上街道，他想起陈毅那句玩笑般的质问——“你是个当官的，藏这东西干嘛？”当时他无言以对，如今却觉得滋味难言。
时间拨回到1948年9月24日凌晨。通向济南内城的护城河里浮着破碎木船，许世友部队利用爆破打开城门，华东野战军的冲锋号此起彼伏。王耀武在成仁祠地窖里听着枪声，短暂沉默后对随行参谋低声说道：“情势已明，各自想法吧。”这是他给旧部的最后一句军令，也是承认败局的无奈表态。
同一天的拂晓，他换下笔挺的将军服，套上灰色长衫，脸上抹了尘灰，跟着逃难百姓挤出北门。城墙后火光冲天，七十四师的旧战旗被卷进火焰，那支曾让他自豪的劲旅已成废墟。王耀武本以为自己擅长野外生存，加上多年行军的经验，对付岗卡不成问题；没想到，在寿光张建桥的小哨所，三名民兵一句“请下车登记”就让他露了怯。审讯干事王洪涛顺手揭下他头上的白毛巾，帽檐痕迹暴露了真实身份。王耀武愣了三秒，只剩一句：“我是王耀武，别为难这些妇人。”这一句话，终结了他的逃亡。
押解途中，他不断回忆那次与蒋介石的夜宴。1948年春，南京总统府灯火通明。宋美龄亲自端上糖醋鲤鱼，蒋介石举杯劝他守住济南。王耀武沉思片刻，试探性地提出撤至徐州北线与邱清泉、黄百韬合兵。他没料到蒋介石一拍桌子：“济南不容再失！”席间好酒变成苦水，他只能应声“遵命”。回济南后，他把母亲和妻儿送往青岛，并叮嘱：“若我不在，去香港避一避，千万别去台湾。”这番决定，比战术决策更让他心力交瘁。
其实，抗战胜利那年他已经动过退隐念头。1945年9月，长沙城外，日本坂西一良俯首递刀，他心里生出久违的轻松。友人劝他“打住吧，功成身退未尝不是福”，他在武昌装病躲了两个月。可蒋介石的一封急电外加机要专车，把他硬拽回重庆。面对最高统帅的胁迫与利诱，他没有第二条路可选，只好带着七十三军北上齐鲁。若当时真能辞官，他打算回泰安给老家买几亩地，再订两台美制拖拉机——这是他给自己规划的晚年。
关于那两台拖拉机，还有一段插曲。1948年秋，华东军区清点战俘财物，原以为这位省主席会搜出大堆金条，可最终只翻出两台油漆斑驳的“凯撒型”履带机。消息传到陈毅耳里，他摆摆手：“去，把人带来，我要亲自问。”见面后，他直截了当：“你身居要职，怎么就保存这玩意儿？”王耀武摊开手：“我想老了回乡耕田，不想再碰枪炮。”陈毅听罢半晌不语，最后轻轻点头：“拖拉机我们暂时替你保管。”
关进高俘团初期，王耀武沉默寡言。他不是最顽固的战犯，却自觉难以释怀。舒同主任找他谈心，递茶时说：“过去的事慢慢理，抗日的功劳不会抹去，关键看你以后怎么走。”一句平静话语，帮他卸下戒备。随后，他在学习班里给战士讲解日军山地作战特点，还把自身失利写成教材。毛泽东获悉后，通过罗瑞卿带口信：“功过分明，安心改造。”这让他第一次对未来生出期待。
动荡十二年，外部世界翻天覆地。南京路口的旧照相馆变成百货大楼，济南泉城路重新铺了花岗石板，他参与不了，但选择了接受。出狱那天，管理所食堂给每人盛了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他端着碗站在院子里，忽然想到若干年前也在泥地里煮过小米，只不过那时是给士兵充饥。粥还是那碗粥，立场已截然不同。
王耀武晚年曾写下一句自评：“败于形势，不悔于拖拉机。”这句话透出一种苦涩的幽默——身为军人，他输给时代洪流；作为个人，他坚持平凡愿望。有人评价他“抗日有功，内战成罪”，也有人说他“刚愎却不贪腐”。无论外界如何定义，1959年的特赦意味着他终于走出那场漫长的战后阴影。手握证书，他没再提拖拉机，也没再谈往昔战术，只说了一句轻声的“走吧”。随后，他在北京安顿，参与史料整理，偶尔会向青年军史研究者说明战局来龙去脉。对于那场济南之战，他给出的最简短评价是：“指挥不如人，兵心已散，天意如此。”
整整七万字的回忆录最终定稿，他留下空白的结尾，只写了一个时间——“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旁人问为何收笔于此，他摇头回答：“之后的日子，属于新世界，写与不写，都无法回到从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