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黄浦江口雾气低垂，岸边的木栈桥上堆满刚运到上海的海军器材。那时的人民海军只有几艘旧舰，既无完备的后勤，也谈不上成体系的训练——所有人都明白，一支真正能护卫祖国海疆的力量仍在襁褓中。这一年贺龙四处奔走，替海军筹拨粮油与煤炭，他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是“先让战士吃饱，再谈演习”。
转眼到了1952年深秋，从朝鲜归来的九兵团站在丹东火车站月台上，枪膛里还带着硝烟味。带队的人叫陶勇，战功赫赫，却对舰炮与声呐几乎一无所知。行李还没卸完，他就接到调令——出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管东海舰队。陆上一条好汉，海上得从零学起，这个跨度之大，可想而知。
1953年春节前夕，南京下关码头格外热闹。“南昌”号驱逐舰顶风列队，船员们盯着江面，期待一场特殊的检阅。毛泽东登舰后，拉着陶勇的手说了句：“听说你对海军陌生？不妨把陆地上那股拼劲带到海上。”这句鼓励让陶勇彻夜难眠。他在舰桥上写下数页笔记，其中最醒目的四个字是“先求实战”。
三年过去，东海舰队添了猎潜艇、岸炮旅和少量岸基航空兵，雏形初现。1958年大陆沿海局势紧张，陶勇坐镇指挥所，首次将舰艇、岸炮与空中力量合成协同；虽是小规模演习，却让总参看到海军能够独立开展复杂作战的可能。因这场仗打得漂亮，陶勇的名字被写进了军委简报。
然而，光鲜背后隐忧并未消失。全国经济一度陷入困难，军粮、被装和文化器材供应都打了折扣。基层官兵嘴上不说，账面数据却难以掩盖。贺龙早就听到这股怨气，1961年3月，他与罗荣桓在南京军区调研时，决定顺路去舟山外围几个海岛看看“真实情况”。
舟山港的春夜微凉，海防文工团正搬演新排的节目。演出结束，贺龙与演员们一一握手后，忽然抛给陶勇一个问题：“这台戏在岛上演过没有？”陶勇略顿，回头望向演员们。演员们心领神会，纷纷点头。贺龙又问：“反响怎样？”陶勇咬牙答：“官兵们很满意。”
灯光正亮，甲板上寂静得连浪声都能听见。贺龙脸色倏变，他抬手剪断气氛：“你这是胡扯蛋！反响好不好，你跟去了吗？台下战士缺粮缺被，能敞开心思看戏？”话音落地，罗荣桓摘下眼镜，轻轻叹气。两位元帅一个沉着，一个急切，场面一时尴尬。
陶勇站得笔直，额头冒汗。他只得低声认错：“首长批评得对，我没走到最前线。”贺龙没再多说，挥手让他第二天同行上岛。
凌晨的补给艇摇晃着驶向小庙岛，甲板温度只有六七度。登岸后，贺龙钻进一座石头碉堡，看到八名战士围着半桶咸菜吃早饭，有人用搪瓷缸舀海水洗碗。贺龙问：“粮食标准多少？”连长嗫嚅：“每人每天一斤，配给常常不足。”这一幕，比任何报告都来得直白。
当天夜里，贺龙在营房临时召开会议，要求东海舰队与省后勤厅共同列出“缺口清单”，物资与文化两手一起抓。他还拍电报给总后勤部，提出“沿海岛屿兵站”设想：每三岛设一小型仓库，以快艇补给，减少材料在路上的损耗。这些设计后来被海军后勤沿用多年，被视为岛礁驻军补给的雏形。
陶勇返程时沉默许久，在航舰甲板上给司令部打去加密电报：增加调研班子，下沉到连排，所有改进必须拿出时间表。有人提醒他“元帅发火只是方式”，他点头说：“不管方式怎样，基层缺什么不能靠猜。”这一年，东海舰队后勤经费虽然紧张，却硬是挤出了专项粮油指标，同时增配图书、电影机和球类器材。
事实上，这并非陶勇第一次较真。经济最紧的1960年，他曾把海岸炮旅军需处长撤职，仅仅因为对方迟发了半月肉食补贴。那段旧事让不少干部直呼“太刚”，也让战士对这位司令员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打仗出身的他依旧保留了一个“口头先行”的习惯，贺龙那晚的怒斥，恰好敲响了警钟：数据必须脚上沾泥，嘴上说不算。
后来人提到这段插曲，多半将焦点放在贺龙火爆的性子，其实更重要的是“查证”二字。基层真实需求能否被看见，直接决定部队战斗力。罗荣桓当时只说了一句：“纸上数字会说谎，脚底灰不会。”这句点评如今仍被海军某些旅级单位挂在值班室墙上。
1965年，海军进行大规模体制调整，新的司令员叶飞到任。叶飞对陶勇的评价相当高，他在一次内部会上提到：“若陶司令健在，我来这儿反而多此一举。”可见那次“胡扯蛋”风波没有动摇对陶勇专业能力的认可，却在东海舰队内部留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下到最前沿，任何总结都不能上报。
从1950年的雾气江口到1961年的舟山夜雨，十余年光景里，人民海军从零到有，从稚嫩到初成。那声“胡扯蛋”听上去粗鲁，却在当时的背景下推动了若干细节改进：岛上兵站、快艇补给、文娱巡演与口粮评级，件件落到了纸面之外的泥土里。当年的战士或已鬓染风霜，但那几条制度仍旧写在海军后勤手册，每逢补给船起航前，会有人核对表格，确认海米、高粱、大白菜一样不少——很多年轻艇员不知道，这份表格最初的催生，是因为一位元帅火起于言，一位司令低头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