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初的北京，北风呜咽，长安街上仍飘着去年腊月的尘土。周恩来刚处理完一叠电报，秘书递上一封加急密件。电报落款是“莫斯科—毛泽东”，寥寥几行汉字却语气急切：中苏新条约谈判取得突破，请总理尽快来苏联定稿。冷风灌进窗缝，周恩来眉头却因喜讯舒展，可随即又沉思：离京期间，庞杂国政该托付给谁？
毛主席很快给出了答案。“董必武足堪大任。”仅此一句。周恩来看完，轻声对身旁的警卫说：“主席的眼光从不含糊。”语气里透着放心也透着倚重。次日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把毛主席的意见原原本本摆在桌面。“在我赴苏期间，建议董必武同志代理总理职务，各位怎么看？”会场先是一秒静默，随后响起此起彼伏的“同意”“没问题”。没有人提出异议，甚至没有人犹豫。
董必武那年六十四岁。论资历，他是南昌起义的组织者之一，是党的“一大”代表；论操守，长征路上他把仅有的干粮留给战士；论学识，武昌首义期间的法学训练令他对条文如数家珍。更重要的是，他行事稳健，从不摆老资格，这在解放初期的多事之秋尤显可贵。
13日清晨，周恩来、李富春等一行登机赴莫斯科，北京留给董必武的，是一个谍影重重、灾情四起的新共和国。此前毛主席曾下过硬令：“再难，也不能让百姓饿肚子。”华北持续涝旱夹击，河北平原的麦苗大片枯死，山东沿海的盐碱地一眼望不到头。董必武接过公章，第一件事不是整理办公室，而是召集内务、农业、铁道等部门连夜开会，一张北方灾区粮食调运示意图铺满长桌。有人担心车皮紧张，他挥笔写下“先民后兵”四个字，点名铁路总局限期凑足车次。
灾情回报一天紧过一天。1月下旬，邯郸、德州等地出现饥民流动迹象，特务趁乱散布谣言“新政府只顾前线不顾百姓”。董必武拍板：各省军区抽调精干连夜护粮北运，并责成地方干部跟车押运。“告诉乡亲们，粮就在路上。”他把电话筒放下时，窗外天已蒙亮。
与此同时，西南、西北战事未歇，后方物资本就吃紧。董必武硬是从紧张的统配里挤出二十二亿多斤口粮，分三批拨往冀鲁豫交界的重灾带。京津冀协同开仓、下放赈济金，几天之内灾区粥棚星罗棋布，谣言无处立足。新华社2月初的内参写道：“北方大面积饥荒已获基本控制。”
救灾之外，国家机器同样在加速运转。物价飞涨、旧币横流，金融失序威胁着政权根基。董必武组织财政、央行连发五道令：封存旧券、统一银根、严禁哄抬。不到两周，北京羊肉每斤从两万旧币跌至八千，市民奔走相告。毒品问题也被他列入重点：天津海关截获鸦片七百公斤，公安部在其督促下追查源头，一网打尽十余条旧上海残留贩毒链。
法律建设方面，他亲自主持新政府第一部婚姻法草案讨论。有人担心“动得太快”，他一句话定调：“不能再让妇女被卖进旧式婚姻。”两个月里，草案前后修改十一稿，最终提交政务院审议，为后来正式颁布奠定基础。
繁忙的日子里，董必武依旧保持旧习：批阅文件用最普通的铅笔，写到没尖就自己削。侄子董良翮来京探望，只见桌上摞着公文堆成半人高，不禁劝道：“伯父，也要注意身体。”他抬头笑笑，嗓音有些沙哑：“救灾一日缓不得，休息可以晚一点。”短短两个月，他主持中央会议八次，决议五十余项，件件落地。
3月4日凌晨，毛主席和周恩来回到北京。飞机落地后，周恩来直奔西长安街国务院大楼，向董必武拱手致谢。“国家托付给您，果然安稳。”董必武却摆手：“我只是把您的方案执行到位。”语气平淡，却压不住深夜灯火写下批示的那份执拗。
董必武的身影并未就此淡出。1954年，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主持起草宪法；1960年代再度受命担任国家代主席。更鲜为人知的是，他早年领衔秘密战线，培养熊向晖、沈安娜等情报奇才，为解放战争赢得无形战场。
1975年4月，董必武因病离世，享年八十九岁。灵车缓缓驶出北京医院那刻，长安街两侧自发肃立的人群久久不愿散去。人们或许未能一一道出他在代总理任上的斡旋与担当，却都清楚记得那个风雪之冬，“不让一人饿死”的诺言被他硬生生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