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11日，北方的天刚泛出鱼肚白，西山脚下的清风吹进吴家花园。院里鸟鸣不断，彭德怀却一夜无眠。昨晚，他收到了北京打来的电话：中央要他出山，赴西南主持三线建设。话音未落，他心里像掀了锅，一股无名的酸楚涌上来——六年前庐山骤变，他被罢官、被冷落，如今竟又要披挂上阵？
先别忙着下定论。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里，苏联关系急转直下，美军在越南节节加码，一条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工业生命线势在必行。毛主席连夜与周恩来、彭真商量人选，名单翻来覆去，最后还是指向“老彭”。这不是随便点将：指挥西北野战军跨黄河、率志愿军出国的魄力，再艰苦的环境也难不倒他。更关键的，是对组织纪律的死心塌地。
然而，彭德怀面对彭真的转达却只吐出一句生硬的“不去”，便摆摆手送客。警卫员景希珍轻声问：“首长，真不考虑？”彭德怀闷声抽烟，不作回答。烟灰落了满桌，他才闷闷地吐出四个字：“种田去罢。”在长沙乡下，他有块早年分给族里的水田，本想余生在那儿种稻、养鸭，省得再掺和风云。
这番倔强并非无端。1960年被撤职后，他住在北京西山，时常散步至山脚，与卖茶老人絮叨旧事，心中却反复咀嚼着庐山会议的风霜。六年里，他写下数十万字回忆与思考，却欠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现在突然被点将去西南，难免警惕：说到底，是信任，还是考验？
几经辗转，彭德怀提笔，寥寥数千字，既谈国际形势，也剖白心绪。文中一句“愿回湘乡种地，自食其力”，透出几分决绝。信封封口时，他长叹一声。信寄出第三天，中南海电话打来。值班员只说一句：“毛主席请彭德怀同志来谈谈。”语气客气，却不容拒绝。
9月下旬的北京秋高气爽，紫光阁的梧桐黄得正好。彭德怀进门，手心带汗，木讷地立在门口。毛主席放下手中文件，笑道：“老彭，你还是老样子，板着脸有啥用？这么多年不写信，一写就是一本书。”语调轻松，却直击心门。
彭德怀沉默，眼睛盯着地板。毛主席话锋一转：“大三线，不是我个人的事，是给后代留条后路。你来主持，谁敢说三道四？”说到这里，他抬眼望住对方，“几十年战友，你我能因为一次庐山争论就一拍两散？”
这句话击中了彭德怀那层厚壳。庐山会上，他执拗，毛主席也倔强；可从井冈到长征，再到抗美援朝，两人并肩过太多刀光炮火。往事一幕幕翻涌，沉默中竟有些潮湿。彭德怀低声回了一句：“但我已被打成‘反党’，恐失众望。”毛主席摆手：“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写得一清二楚，谁再闹意见，让他来找我。”
谈话拉锯了五个多小时，中间只用清茶。黄昏时分，东墙的影子拖得老长。终于，彭德怀起身，向主席鞠了一躬，声音微哑：“服从组织安排。”一句话落，仿佛卸下千斤石。毛主席笑着说：“好，吃饭！”餐桌上只备了豆豉鲫鱼、湘西腊肉，两人举杯，气氛淡淡，却像当年指点江山那般亲切。
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一反常态，步伐轻快，推门就对景希珍说：“准备行李，去成都。”警卫员愣住，随即笑得合不拢嘴。翌日清晨，他换上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骑着军用自行车进城开会。邓小平、李井泉、余秋里等人在中南海西楼与他商讨西南局、国防科委、冶金部的分工。众人见他眉宇舒展，心里都松一口气。
会议间隙，邓小平半开玩笑：“老彭，你可得收敛点脾气，山里可没庐山这么凉快。”彭德怀呵呵一笑：“只要不让我写检查，修洞挖山都行！”屋里一阵哄堂。很快，国防工办、铁道兵、空军工程部队等相继调令，数十万建设者陆续开赴云、贵、川、陕。彭德怀的行程表被排得密密麻麻：昆明、攀枝花、贵阳、重庆，一个都不能落。
遗憾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风雷乍起，方针急转。批判风潮把彭德怀再次推向风口浪尖。8月，红卫兵抄家时，桌上仍摊着他未完的《三线基建情况汇报稿》。词锋犀利，一笔一划都写着“快马加鞭”。但纸张被撕得七零八落，随风飘散在院中月光下。
有人后来回忆，若非那场运动，西南的几条铁路本可提前两年贯通。彭德怀在山城驻地仅住了七个多月，却已跑遍主要厂址，连彝区深山也留下他的足迹。试想一下，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将军，戴斗笠、穿解放鞋，绕山而行，遇到乡亲就喝碗包谷酒——那画面耐人寻味。
1974年岁末，病榻上的彭德怀还在念叨攀枝花钢厂的高炉：“要多练几炉钢，不能断火。”旁人听了鼻酸，却不好多言。三线战略终为新中国铸就了坚固的“家底”，而那第一棒，确是他在1965年接过的。
纵观此事，个人恩怨与国家大局往往并行不悖。庐山之后的隔阂、三线之前的迟疑，都被现实所化解，也被历史所记录。彭德怀想回湖南种田的朴素愿望，终究让位于更宏阔的使命；而一句“几十年感情，就这么分手？”更像是一种召唤——在特殊年代里，革命友谊与国家利益紧紧缠绕，谁也无法轻言割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