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清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站在城楼东侧的李济深神色平静，目光却显得格外明亮。就在几个小时前，他才从毛泽东口中得知，自己被提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消息传开后，柳亚子悄悄把李济深拉到一旁，压低声音问了句：“真要坐那个位置？你可还记得二十年前汤山的旧账？”李济深轻轻点头，没多说话。仪式继续，谁也没打断隆隆礼炮。
几天后，北海公园昆明湖上风清水阔。毛泽东、柳亚子和周恩来同乘画舫，李济深另有公务未至。船刚离岸，柳亚子开门见山：“李仁潮过去三次被国民党除名，还差点让蒋介石‘请喝茶’，如今怎么摇身一变就进了‘国家班底’？”毛泽东靠在栏杆，语气舒缓，“形势变了，人也变了。当年血雨腥风，如今是打江山、坐江山的节点，同舟共济才是正路。”这段短短对话成为船上最紧张的瞬间，却也让柳亚子沉默良久。
要理解毛泽东此举，并非回到1949年就能说清。时间轴得向后拨。1924年初春，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拉开帷幕，时任粤军一师师长的李济深和毛泽东在谭延闿家中第一次握手。从那天起，六堡茶便成了两人交往的“暗号”。毛泽东离穗前收到的两包六堡茶，后来辗转到上海才取回。这段小插曲，在外人看来不过友谊点缀，却让毛泽东记住了李济深身上的“开明”二字。
然而政治漩涡瞬息万变。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汤山的半年，李济深每日借棋局思考出路；半山松涛里，早已听不到北伐时的军号。也正因如此，柳亚子始终认为李济深对蒋介石“心慈手软”，对共产党“若即若离”。这种疑虑在后来桂林失守、香港举旗时仍在柳亚子心里盘旋。
1935年，李济深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创办《大众日报》，把反蒋抗日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毛泽东收到港澳地下党汇报后，说了一句：“这份气魄，当得上‘仁潮’二字。”只是当时红军仍在长征途中，两条战线难以合流。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启，李济深主张逼蒋抗日，双方才重新靠近。
抗战八年里，李济深频繁往返桂林、重庆与敌后乡镇，在蒋介石步步压迫之际仍替中共地下党员递送情报。1944年，梧州专员安排的刺客在集市失手，李济深只是挥手示意放人。外人看这份“宽厚”近乎天真，实则是他争取地方军政势力、保存桂系嫡系的手腕。蒋介石恼羞成怒，干脆丢出一纸开除党籍令。柳亚子便是从这时起，对李济深“忍让”蒋介石的做法耿耿于怀。
1948年，《五一口号》发布，香港民主人士群情激荡。李济深第一个在报纸上署名响应，随后又和沈钧儒、马叙伦等人联电北平，表示愿赴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12月26日深夜，他们乘“阿尔丹”号货轮北上。船舱狭窄，海风冷冽，却是李济深自汤山后最轻松的一个除夕。他再次拿出六堡茶，笑着对柳亚子说：“来日若能登天安门，咱就算这段海路没白跑。”柳亚子点头，却心底迟疑。
1949年1月，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小范围座谈会。毛泽东着重听取民主党派对建国架构的意见，无党派人士也可直抒胸臆。期间有人建议将“副主席人选”留出悬念，以观后效。毛泽东摆手，“光悬着，大家伙儿的心也悬着。需要的是确定性。”于是提名李济深。
柳亚子最终接受的关键，还是那句“古人又云，历经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他自认身为诗人，明白这层含义：新政权要稳，要广纳群贤，而非计前嫌。况且李济深在南方军政、华侨社团乃至旧桂系中的号召力，一旦整合进新生政府，可省下北上解放多个省份的政治成本。柳亚子沉吟片刻，只留下半句：“但愿先生此去，莫负今日之信任。”
副主席任命尘埃落定后，李济深马上递交一份备忘：广西、广东残余武装的改编方案以及地方治安的过渡安排。此举避免了南边再起无谓冲突，为后续的海南渡海和西南作战赢得了时间。在随后的土地改革讨论里，他主动奉献全部祖产，又致电苍梧县：“先从我家地开始丈量。”此事在广西乡梓传为佳话。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李济深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柳亚子被推举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一南一北，两人偶有书信往来，语气已无当年那股火药味。柳亚子在信末写下一句：“六堡茶味更醇，世局更平。”李济深批注：“茶终有涩，终究得汤水调和。”
1959年10月，国庆十周年观礼台上，李济深宣读献词后三日即因病住院。10月9日凌晨病危通知发至中南海，毛泽东批示“立即前往”，然后亲抵医院。窗外秋风翻卷梧桐叶，病房里却安静得听得见秒表，毛泽东握着老友的手，轻声道：“若能多活几年，江南水利、华侨事务皆需你经手。”李济深未再作声，心电图在夜色中变成直线。
追悼会上，挂满花圈的礼堂庄重肃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袖依次肃立默哀，没有宣读长篇悼词。帷幔背后，一桌六堡茶静置，茶汤透亮，却无人再启壶盖。柳亚子神情黯然，转身离场时低声自语：“旧事成灰，新政当兴。”七字贯通，既是对友人，也是对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