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的一个傍晚，北京西城区月亮刚升起来，李讷握着电话沉默良久。那头传来李银桥低沉的声音：“手续都办妥，下周去民政局吧。”她抬头看向十二岁的儿子，小男孩像个小大人，正把热水壶搬回桌角。
电话搁下，空气里只余轻微的嗡鸣。对母子俩而言，这通电话意味着生活就要被重新书写——一个名叫王景清的退伍老兵，将走进他们不算宽敞却极其安静的家。
时间拨回1972年春天。彼时的北京城柳絮翻飞，李讷生下一个男婴，取名徐小宁。孩子的父亲徐明清和她在医院走廊里爆发争吵，婚姻从此裂缝难补。婴儿呱呱坠地，却迎来一段单亲童年。
1976年9月9日，四岁的徐小宁坐在床沿，望着母亲哭红的眼睛不知所措。毛主席的灵车绕过天安门时，汽笛声划破长空。祖父留下的并非金银，而是一墙旧书、几句“自立自强”的叮咛。
那之后的几年，北京冬天格外干冷。李讷用木板车推回二十多斤大白菜，再把外套脱下来当坐垫。家里没有成年男性，换灯泡、疏下水都得她亲手搞定。孩子在一旁抚着梯子，小声提醒：“妈妈小心。”
日子苦，却并非没有亮色。李讷把父亲赠书按类别排好，让儿子每天读半小时；夜深人静，她伏在旧稿纸上练字，自言自语：“字要稳，人也要稳。”这种骨子里的坚韧，被儿子全看在眼里。
有意思的是，真正的转折来自一次探望。1983年初雪刚停，李银桥拎着一兜苹果敲开门。老警卫员记得毛主席生前的嘱托，于是动了撮合之念。他想到王景清——当过中央警卫，正直寡言，离异多年。
最初见面地点在陶然亭公园。冰面上有人滑冰，气氛并不浪漫。王景清表达方式很直白：“你身体不好，我能帮你烧炉子、修窗框。”李讷抿嘴，只说一句：“孩子比什么都重要。”
一周后，王景清上门。一进门便把门轴螺丝拧紧，随后俯身对小男孩道：“以后有事喊王叔叔。”十二岁的徐小宁没接话，只端来茶水放在他面前，心里暗暗观察。
春节前夕，大红福字贴好。一张简易餐桌，几盘家常菜，两位老战友作证，两人领了结婚证。王景清拿出户口本，说孩子随他姓。小男孩把“徐小宁”划掉，自写“王效芝”，解释：“外公叫润之，我取‘效芝’，紧挨着他。”
从那年起，家务被王景清接手。李讷有空就抱病读书，偶尔在窗口晒太阳。王效芝放学回家，常见继父蹲在煤球炉前烤红薯，屋里淡淡甜香。他心里那堵防备墙，悄悄垮塌。
1990年9月，亚运圣火进城。十八岁的王效芝身着深蓝制服，站在亚运村礼宾台，英语介绍线路，普通话报站，一天说上万字。媒体发现他是毛主席外孙，他却憨笑摇头：“别写我，写运动员。”
赛事结束，组织部门提出给他安排“更体面”的岗位，他礼貌婉拒。职高毕业后，他先去饭店当服务员，搬凳端盘，领班再升主管，循序而上。几年后，他凑足资金，下海开餐饮公司，摸爬滚打一身筋骨。
值得一提的是，王效芝把每笔盈利先分三份：父母养老金、孩子教育金、公司扩张。朋友调侃他谨慎，他笑答：“做事踏实一点，外公常说‘心中有数’。”简单六个字，他当成行事准则。
家中气氛也变得轻快。两个女儿出生后，他每晚读《岳阳楼记》或《双城记》哄睡。李讷听在门外，常露出难得的轻松表情。王景清则在客厅练字，偶尔喊孙女把墨条研细。
2013年冬，李讷腿脚不便，步子慢下来。王景清陪她去植物园看梅花，公交车上紧握扶手。老两口并肩坐着，窗外树影掠过，他们不说话，却神情安稳。
王效芝隔三差五赶回家，替母亲翻书、换茶叶。一次聊天，他突然说：“要不是外公当年教人自立，我怕是撑不到今天。”李讷轻轻点头，嗓音沙哑：“记住这四个字就好。”
如今，王效芝在商界已有立足之地，却仍穿普通夹克，开旧款轿车。有人不解，他笑笑：“低调点，省事。”对他来说，“毛主席外孙”的标签只是血缘，无需装饰；真正值得珍惜的，是家里那盏始终亮着的暖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