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初春，北京的风还有些寒。中央办公厅的一通电话打到李敏家里，工作人员简短说明来意：“组织上要落实主席生前交代的事。”李敏愣了一下，旋即明白——父亲留下的那笔稿费，终于要有个结论。
电话挂断后，家里陷入短暂的沉默。李敏回忆父亲在世时常念叨的一句话：“稿费是人民给的，最终要还给人民。”可当下，中央依旧给后人留了小额关照——李敏拿到八千元、一台冰箱和一台彩电。那个年代，这已称得上“巨款”。李敏礼貌地道谢，之后对熟人轻轻感慨：“妈妈是实在人，她拿得还是太少了。”
外界一度盛传毛主席去世时家产丰厚，然而走进中南海故居，最醒目的却是那根竹竿拐杖、两件洗得发白的旧睡衣和一双打补丁的拖鞋。这种反差带来的震撼，常让参观者在展柜前发愣：堂堂一国领袖，竟过着近乎简朴到苛刻的生活。追根究底，谜底落在“稿费”二字上。
1951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依照当时《著作权法》尚未出台的过渡规定，作者仍可按印数得酬。大量国外出版社也主动汇款索要版权。毛主席指示，只收国内出版社正规的稿酬，所有外汇一律退回。随后的二十余年，四卷本《选集》和若干单行文集陆续问世，包含各国语种版本。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稿费总额突破一百万元——折算成当年粮票价格，足够买下数千吨大米。可这笔巨款从未被当作“私房钱”花销。
中央设立的“特别会计室”位于中南海西北角一排平房内，由汪东兴具体负责。说是“会计室”，实则戒备森严。任何支取，都须呈送书面申请，再经主席批示。一次，江青口称“急用”，要八千元。张玉凤拿着批条赶往银行，却被柜员客气地“请坐等”，对方得先与汪东兴核准。短短半小时，张玉凤已体会到什么叫“动一分钱都不容易”。
钱要用在哪？主要还是买书。主席酷爱线装古籍，进入晚年视力减弱，他便让工作人员把《资治通鉴》《史记》放大字号重印。工本费全由稿费支付，印成后常分送给中央同志。有意思的是，彼时不少同志认为“浪费公家纸张”，纷纷婉拒，主席索性停止个人出资印书，转而向国家图书馆借阅。
调查研究也是花钱大户。六十年代初，主席秘密抽调警卫和宣传干部，下到河北、湖南、贵州调查农村生产队分配。路费、车费，一律由他本人承包。据统计，1961年至1964年间，仅此一项便支出两万一千多元，占账户支出的三成以上。同行的卫士长回忆：“主席常说一句：‘不自己掏腰包，就体会不到老百姓的难处’。”
稿费还承担了意想不到的“退赔”功能。1964年夏，某省接待工作组吃饭超标，地方财政买单时哭诉难以报销。主席得知，立刻批示“如数退还”，并从自己的账户划出三千二百元。随后几起类似事件，他都照办，累计金额逾两万元。汪东兴后来感慨：“主席拿稿费堵漏洞，但对违规本人绝不手软，处理照旧。”
家人得到的照顾，反倒寥寥。李敏婚后住在厂区宿舍，家具简单，主席只在她难产时批了五百元医药费。毛岸青身体欠佳，偶有伙食补贴，也不过月均三十元。秘书曾疑惑：“主席，孩子总归是孩子。”回答简短：“他们已工作，国家有工资，再要额外照顾，会给组织添麻烦。”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主席病逝，享年八十三岁。遗体火化那天，特别会计室随即封存全部账册。接下来的几年，江山人事巨变，没人提稿费。直到1981年2月，中组部和中办商议，认为应兑现主席生前“适当照顾家庭困难”的口头遗嘱，于是出现开头那通电话。
最终分配方案简单明了：李敏、李讷、毛岸青各八千元及同款家电；贺子珍两万元——她常年卧病，医药花费大，组织上多分一截。放在今天，这个数字不起眼，当时却足以在省城买下一套单元房。贺子珍执意只动用治疗费用，住院费结清后仍剩三千，临终前交给李敏：“拿去给孩子补课或买书。”
至此，剩余的一百一十余万元全部汇入国库，账户随即销户。档案里保留着毛主席生前最后一次亲笔批示：“稿费来自人民，理应用于人民事业。”简短的十四个字，钤着浓重墨迹，也凝固了那一代人对公私分明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