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的北京，雪还没化净，空气里却已能闻到春天的泥土味。一场针对文化界的座谈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墙角的火盆早就熄了，屋里仍留着淡淡的炭味。轮到罗稷南发言时，这位身材瘦削、口音带着云南韵味的老学者先是端起茶碗润了润嗓子，紧接着抛出一句让全场屏息的问题：“主席，如果鲁迅先生此刻仍在，他会怎样？”
毛泽东放下钢笔，略作思忖，随即抬头：“我看有两种可能：要么继续写；要么沉默。”这十个字像石子落水，激起涟漪，许多人低头记录，也有人抬头揣摩。会后，这段简短问答迅速在文化人之间流传，被称作“罗毛谈话”的点睛之笔。
罗稷南何许人也？许多人知道他翻译过《双城记》和《铁甲列车》，却未必清楚他早年当过北伐军的“短枪教员”，还在蔡廷锴麾下闯过枪林弹雨。1918年，他与毛泽东同届踏进北大，只是一个攻读哲学，一个潜心图书馆。那时两人并无交集，命运却悄悄埋下伏笔。
1926年北伐，罗稷南随十九路军挥师东进；1933年福建事变，他受命赴瑞金与红军接触，第一次与毛泽东面对面。两人在土墙灰瓦的客厅里长谈一夜，话题从哲学析理到抗日大势，连带鲁迅的名字也被提起。当时毛泽东说了句玩笑似的话：“要是鲁迅能来苏区写文章，准能当统战部长。”罗稷南会心一笑，却没想到这句话二十四年后又被他带回北京。
福建事变失败后，罗稷南隐身上海租界，靠译介西方文学谋生。抗战爆发，他曾想再披戎装，却被朋友一句“笔也是刀”劝了下来。翻译之余，他常与冯雪峰、茅盾聚会，几盏茶下肚，三人就会谈起鲁迅，更谈起那位“能写诗也能打仗的毛委员”。
1936年春，冯雪峰奉中央之命秘密赴上海，请病中的鲁迅转递书信、筹措书刊。鲁迅躺在藤椅上，咳声阵阵，却对延安动态充满兴趣，“那位指挥长征的湖南青年可真不简单。”冯雪峰回忆，这位旧友提到毛时，眼里常闪过光亮。
毛泽东对鲁迅的敬重，文献早有记载。延安岁月中，他常带着那部线装《鲁迅全集》，翻到卷角处，还用铅笔密密标记。晚上篝火旁，他给战士读《铸剑》，感叹“杂文也是刀枪”。有人问缘由，他只笑答：“鲁迅骂敌人，像我打游击，痛快。”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住进香山双清别墅，案头仍摆着鲁迅画像。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孔子有七十二弟子，鲁迅也不缺门生，只是没机会见他。”此话说完，沉了好一会儿，烟头烬落，才有人轻轻捻灭。
再回到1957年那场座谈。毛泽东为何给出“写”与“不作声”两种结论？在他看来，鲁迅若在，创作定不会迎合时尚；若觉形势已不需笔锋，他宁肯沉潜。“先生做人，要么火山喷发，要么深海无波。”毛泽东语气平淡，却把鲁迅的性情勾勒得分毫不差。
有意思的是，会场散后，罗稷南追到门口，想与毛泽东再续旧谈。主席披着灰呢大衣，扶了扶帽檐，半转身笑道：“老朋友回云南当官的事，还不答应？”罗稷南摆手：“还是让翻译替我发声吧。”两人相视，皆觉岁月成趣。
当日之后，罗稷南把这段对话写进笔记，后来辗转刊于《上海文学》角落，引来无数猜想：若鲁迅在世，究竟是长篇新作频出，还是倚窗默然？其实答案早已在鲁迅留给青年的话里——“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写，或沉默，都是抗争的另一种形式。
1966年5月，毛泽东六十三岁时再谈鲁迅，对警卫员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三十年过去，还无人能替。”言罢，低头继续批阅《人民日报》清样。那一刻，窗外丁香盛开，屋里只剩翻页声。此情此景，或许正是他对老友最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