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庐山仍带着春天残留的潮气，山道湿漉漉，不时飘来阵阵松香。当时的中央正在筹备重要会议，却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还在盘算另一件“小事”——女儿李敏的婚姻。会议文件堆满案头，他却时常合上卷宗，轻声嘟囔一句“小孔究竟怎样”，身旁的卫士听罢只能装作没听见。
李敏与孔令华结识于北京大学校园。课堂上讨论战后国际形势，孔令华随手写下的几行笔记，笔锋爽利，引得李敏侧目。之后的书信来往，从文学谈到炮兵技术，两人很快互为知音。那会儿，李敏并未急着告诉父亲。一来不想因家世给对方增压，二来担心江青会热心过度，把纯粹的校园恋爱折腾成政治联姻。
可瞒事终归瞒不住。1958年秋，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几位年轻子女聊天，随口一句“都大了，有喜欢的人就说一声”，让李敏一下子心虚。她犹豫片刻，还是提到了孔令华。毛泽东没有立刻点头，而是抬眼问：“家里做什么工作的？”一句话把李敏问住。恋爱谈得投机，可她确实不晓得对方父母履历。
第二天，李敏把难题抛给孔令华。孔令华笑着坦言，他父亲是中将孔从洲，现任高级炮兵学校校长。李敏愣了半日，这才意识到：难怪他对火炮射程侃侃而谈，原来家学渊源。她回到中南海复命，毛泽东闻言便点头：“孔从洲我熟，好同志，放心。”话虽如此，他还是提议，“抽空带小孔来坐坐”。
寒假里，孔令华第一次踏进菊香书屋，拘谨得像新兵进营房。毛泽东放下手里的《史记》，端详片刻，忽而哈哈一笑：“年轻人别绷着，像在炮阵地一样端正干什么？”一句玩笑，气氛立刻松动。李敏在旁边悄悄松了口气。
父亲表示认可后，还剩一关——母亲贺子珍。此时，贺子珍住在上海铜仁路，她与毛泽东已有二十余年未见。李敏深知，如果母亲不点头，事情依旧悬着。于是1959年暑假，她与孔令华一道南下，提前拜见未来岳母。孔令华准备了一只湘绣团扇作礼物，朴素却合贺子珍的口味。那天傍晚，铜仁路老屋灯光昏黄，贺子珍端详这个小伙子，眉眼柔和：“你们两人要互相关心，不许闹脾气。”一句评价，算是初步通过。
与此同时，庐山会议进入关键阶段。7月初，江西省委书记夫人水静奉命邀请贺子珍赴庐山，名义上是避暑养病。抵达当天，贺子珍并不知真正安排，只觉得山色好，比上海凉爽。从别墅一楼拾级而上，她在拐角处看见毛泽东，愣在原地好半晌。两人隔着岁月对视，谁也没先开口。短暂沉默后，毛泽东轻声说：“孩子大了，事情多，要不坐下谈谈？”
夜深人静，客厅只剩钟表滴答声。毛泽东开门见山：“娇娇（李敏）看上孔令华，你见过吧？”贺子珍点头：“在上海见过，人诚恳。”毛泽东又问：“觉得合适吗？”贺子珍一句话收束：“你同意，我也同意。”简短，却干脆有力。母亲的认可，让毛泽东彻底放下心。他让秘书去准备一封上海快电，通知李敏择日完婚。
8月27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李敏已列出简约婚礼方案：宾客不超过五十人，地点设在中南海勤政殿。家具、床铺临时从仓库搬来，用毕即还。邓颖超、蔡畅是第一批受邀者，她们在延安时对李敏关照最多。婚宴当天只有四桌菜，主菜是一锅红烧肉。毛泽东举杯时难得动情，眼圈微红，却还是憋住，没有让泪水落下。
婚后，李敏常带孔令华前往上海看望贺子珍。1976年毛泽东逝世，贺子珍悲恸不已，情绪几近崩溃，孔令华与李敏第一时间飞抵上海陪护。翌年春，孔令华写信给邓小平，建议让贺子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既能换个环境，也算国家对她早年贡献的肯定。批示很快批下，“同意”两字言简意赅，却足见重视。
1979年9月，贺子珍首次抵京，在301医院住院观察。她唯一的请求是到毛主席纪念堂致哀。9月18日，雨后放晴，李敏与孔令华扶着她走进人民大会堂东门，老人看到汉白玉雕像，脚步僵住，喃喃道：“还是那件中山装。”一张合影随即留下，后来被家人裱起，挂在上海住宅客厅正中。
1984年4月18日夜，贺子珍病情急转直下。孔令华连夜从北京飞来，凌晨到病房时老人已陷入昏迷。翌日清晨，贺子珍离世，终年七十五岁。后事安排上出现分歧，上海方面倾向就地安葬，孔令华坚持请示中央。邓小平批复：安放八宝山一室，中央领导全部敬献花圈。这一决定，为贺子珍的革命生涯盖棺定论。
骨灰安放那天，天空飘着细雨。孔令华在灵堂前低声说：“妈妈，放心走吧。”一句话哽在喉间，场内格外静。外界只看到一位中将之子送别岳母，却少有人知道，老人后半生的医药、探望、旅行，多由这位女婿四处张罗。李敏曾经感慨：“若没有他，母亲的最后岁月会寒凉得多。”
如今，李敏与孔令华已携手六十余年。每到清明，他们会去八宝山一室献上一束白菊，再到毛主席纪念堂默立片刻。谈起1959年的庐山夜话，他们只说两句话：母亲一句“你同意我也同意”，父亲一句“好好过日子”。寥寥数语，却将一段家事化为定局，也让两代人的信任与担当被后人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