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春，人民大会堂一间不大的休息室里，74岁的邓颖超轻轻摊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那是1945年清明她和周恩来在北平西山为母亲杨振德扫墓时留下的留影。她指着画面中的周恩来，声音低却分外清晰：“当年妈妈第一次见到他，就断言——这人靠得住。”一句话，将她骤然拉回半个多世纪前的记忆。
镜头倒回到1940年11月20日的重庆歌乐山，山城阴雨。八路军办事处为杨振德举行公祭。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列队肃立，邓颖超扑在母亲灵柩前久久不肯起身。仪式结束，周恩来轻拍妻子的肩：“老杨走得安稳，她一直惦念你。”邓颖超擦了下眼角，“她最放心不下的，是革命。”母亲的葬礼，让两位正在内战与抗战夹缝中奔波的革命者，再一次体会到“家与国”两字的沉重。
许多朋友好奇，杨振德究竟对邓颖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至于在腥风血雨的岁月里，这位女子能绵绵不绝地坚持信仰。答案并不复杂：家风与耳濡目染。杨振德1890年生于广西桂林一个破落的官宦之家，幼年入私塾，14岁守寡的大姑让她读《天演论》《南方报》，也敢带她上街听康梁讲学。那在旧时女性中罕见的“开眼看世界”，给了她一份与生俱来的坚决。
1900年，她成婚于邓廷忠。邓廷忠早年曾做过光绪帝侍卫，1884年的宣光城战斗中用旗杆刺死法军少校，在广西一带留下“斗马旗杆邓”的名号。性子刚烈，却对重男轻女根深蒂固。1904年邓颖超出生，邓廷忠嫌是女娃，要送人。杨振德抱着襁褓站在院中井口：“若敢送走，我便跳下去！”硬是保住了女儿。从此，母女情分愈加深厚。
清末乱局，家道中落。1911年前后，邓廷忠因涉同盟会被押往新疆迪化。次年客死他乡，家里只剩母女相依为命。为了维持生计，也为了让女儿有学上，杨振德带着11岁的邓颖超离开天津大胡同旧宅，到一所平民学校任医务员。她钻进药理书，也偷偷读进步刊物《新青年》《民彝周报》，夜深人静时，会把读来的段落念给女儿听，“改造中国，当从思想启蒙做起。”这种不带说教的熏陶，比任何课堂更有效。
1919年五四风潮来到津门，天津北洋女师操场上，一位短发少女站在木箱上慷慨陈词，她就是邓颖超。台下有人频频点头，眉眼生辉——周恩来。这一年，他21岁，她15岁。两人先是被共同的救国情怀吸引，随后在“觉悟社”并肩忙碌。周恩来被捕后，邓颖超三天三夜守在法租界巡捕房门口静坐。警察嫌她眼熟，驱赶无果，只得给牢里报告：“外面那位小姑娘又来了。”同伴打趣，“如果有一天她和周同志成了家，不奇怪。”
1923年春，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寄来一张巴黎市政厅前的明信片。背面写着一句话：“愿同赴断头台。”没有花前月下，只有共同牺牲的决心。邓颖超读罢，把信递给母亲。杨振德不紧不慢看完，指着信纸上一行潦草笔迹：“字如其人，靠得住。”她既未惊讶，也无阻拦，没有旧式父母惯有的戒备。对女儿的选择，她给予了无条件的真诚祝福。
1925年9月，国共合作大潮涌向广州。邓颖超抵穗后，同周恩来于东园礼堂补行婚礼。仪式极其简朴：两张木桌，一顶油灯，贺客不过十余人。新婚第三天，周恩来去黄埔军校主持政治部工作，邓颖超投身省港大罢工。杨振德随女儿来到广州，住在大东门外一处青砖小院。她白天义诊，晚上缝制服药包，一手医术令左邻右舍折服。对于女儿腹中已悄然孕育的新生命，她满心期待，却选择沉默——她看得到革命者无法躲避的危险。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同一天，邓颖超在广州难产，胎儿不幸夭折。枪声与婴啼，生与死，在这座城市并置。邓颖超昏迷中握着母亲的手，喃喃：“妈妈，对不起……”杨振德用温热毛巾敷在女儿额头，声音柔和却坚定：“你先把命保住，其他以后再说。”这种不动声色的安抚，比任何激昂口号更能让人挺过绝境。
当年夏天，母女化装潜往香港，随即辗转上海。杨振德挂出“杨氏中医社”招牌，实则为地下党员提供掩护。伤员不分党派，一概免费治疗；药材账本看似混乱，却暗藏交通联络暗号。她常常盯着窗外的黑夜自语：“能做多少算多少，命交给天，心交给党。”这种“闷声办大事”的性格，邓颖超继承得一丝不差。
1934年冬，中央苏区保卫战告急。邓颖超身体虚弱，周恩来频繁受伤。组织批准杨振德赴瑞金。老太太把药箱一提，翻山过岭赶到红都。她见到周恩来，先摸索他的手：“骨头不对劲。”随即从口袋掏出自制膏药敷在腕骨，周恩来面露疼痛却默默配合。杨振德背过身感慨：“孩子们一个个都是钢打的，可钢也要抹油。”
长征路险，65岁的杨振德不堪高寒缺氧。总政治部决定让她转入上海秘密战线。出发前一夜，她把缝好的小药囊塞给女儿：“山高水长，别忘吃药。”邓颖超含泪点头。母女此后再未见面。途中，杨振德落入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看守以“软化政策”劝降，她淡淡说：“儿女自有儿女福，我只认病人。”被拘两年，她靠医术赢得表面自由，暗里帮数十位同志递送情报。审讯官事后感叹：“没见过这么沉得住气的老太太。”
1938年春，武汉会战爆发。经多方营救，杨振德抵达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周恩来迎到门口，大步上前喊了一声：“妈妈！”老太太微笑，却因长期营养不良，脚步踉跄。台儿庄捷报传来那天，邓颖超兴奋冲进病房，见母亲席地与伤兵讨论“战地消毒粉”，忍不住说句玩笑：“您像个救火队长。”老太太抬头眨眼：“火还没灭哩。”
抗战相持阶段，周、邓忙于统战，常年分身乏术。杨振德在歌乐山小楼独居，每天六点起床，先擦拭药柜，再练半小时八段锦。1940年11月，她突发急性肺炎，高烧四十度。有人劝送洋医院，她摆手：“别劳师动众。”四天后病情恶化辞世，终年50岁。临终仅留一句话：“叫他们好好活着干事。”没有遗嘱，没有财物，却留下了一种“轻生死、重担当”的家风。
母亲走后，邓颖超把全部心力交给战事与组织工作。多年后，她回顾自己从少女到老妇的漫长革命道路，常会重温母亲的几句话：“靠得住、人要靠得住。”简单六字，却像一道准绳，贯穿了她与周恩来半生的选择——待人要诚，干事要实，为国要忠。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邓颖超站在天安门城楼，看见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忽然想起母亲。那一刻，她没有流泪，也没有激动到失声，只在心里默念：“妈妈，看见了吗？今天，信念落了地。”
1978年，照片合上，邓颖超招呼秘书把它收进档案盒。灯光下，她的目光柔和而坚定——那种和平年代的坚定，与战火年代的无畏别无二致；而这种品质，早在母亲第一次指着周恩来说“靠得住”时，就已悄悄扎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