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冬夜，北平西郊一间库房里，军史干部翻检缴获档案，一本袖珍笔记本掉落脚边。封皮斑驳，扉页只有六字：“天命未必可违”。落款——黄百韬。翻到倒数第二页，短短两行字格外扎眼：“徐蚌若决战，殆矣；吾亦殆。”众人面面相觑，这份提前写下的“判词”让人疑惑：淮海战役尚未打响，他为何已经这样灰心？
要弄清缘由，得把时间拨回1948年。那年九月，济南外围炮声滚滚。黄百韬奉命随杜聿明北援，临出发却低声嘟囔：“济南不保，此行虚耗。”副官以为他身子不适，黄摇头：“王耀武电家半小时，言家事而非军务，无死守之志，济南还能守得住？”迟疑、失望已写在脸上。
其实在国民党将领里，黄百韬原本算“拼命三郎”。出生广东客家，非嫡系，一直靠硬仗往上爬。抗战末年，他才当上二十五军军长，装备虽是日械，却被他捣鼓得颇有战斗力。要说信心，他也曾有过，可豫东战役之后就变了味。
1948年6月的豫东，黄带队从山东星夜驰援。区寿年兵团已被包围，他奉命解围。三天两夜奔袭二百多里，硬插进阵地；华野连续强攻，却被他稳住侧翼。战后蒋介石嘉奖，“青天白日勋章”随即到手，外界只看到风光，却忽视了战场一角的插曲——第三快速纵队。
那是一支由伞兵改编的摩托化部队，自称“中央嫡系王牌”。一到前线，先卸牙刷、牛奶，后搬弹药。亮起红灯的第一枪没打完，他们竟自行后撤十里，置友军于险地。黄百韬对副官拍桌怒吼：“张绪滋若再擅退，我枪毙他！”可枪没响，他心里却重重划下一道裂痕：部队貌似现代化，骨子里却是涣散。
豫东战后，南京急忙升他为第七兵团司令。职位高了，麻烦也随之而来。兵团下辖二十五、六十三、六十四三个军，后两个皆粤系，名义听令，实则阳奉阴违。偏偏徐州“剿总”又硬塞来四十四、第一百两个川系军，彼此成见极深。战前军官会议刚开场，六十四军长冯圣法与川系将领就针锋相对，黄压了半日，才算止住口角，这一幕让旁观的作战厅少将郭汝瑰直摇头。
更让黄沮丧的是战略飘忽。十月中旬，南京电报催他南撤守蚌埠；三天后又令西进固守新安镇；十一月初干脆要求转进海州待船东渡。命令一变再变，参谋地图翻得比作战手册还快。黄当场问郭汝瑰：“计划三改五修，兵要怎么带？若再折腾，三军只剩一口气。”郭沉默片刻，仅答一句：“厅里也是被动。”
十一月六日傍晚，新安镇寒风呜咽。黄百韬在行辕门口挡住前来催促的总统府参军李以劻，低声说道：“请转告先生们，这一仗不是寻常掩护，而是存亡之决。若只指望口号，怕是谁也走不了。”李以劻记下这段话，还原给南京时，何应钦轻飘回了一句：“第七兵团有五个军，何苦愁兵少？”冷嘲让黄彻底心灰。
军事准备却不能停歇。兵团工兵营昼夜筑工事，黄亲自校准射界，可营长悄悄告诉他：“师部发的弹药只够一天。”后勤空虚，士气自然低落。小参谋晚点名时听士兵窃语：“共产党一个指示能传到排，咱连军令都摸不着头。”这些碎语钻进黄耳朵，忧虑又加几分。
十一月二十二日晚，包围圈逐步收紧。黄把日记本摊在油灯前，写下最后一段：“军心不齐，后方无策，命乏可恃。倘若突围不成，当以一死谢国。”写完，他把钢笔扣上，抬头对副官道：“我已尽心，无愧。”副官想宽慰，话未出口，只听他补了句：“此后若谁问起，说我自知其来。”
十天后，双堆集战场硝烟未散，第七兵团全军覆没。黄百韬负伤自戕，印证了那本笔记里早早写下的判断：主力决战，存亡系于一线，而那根脆弱的线早已断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