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的午后，天安门城楼上红旗招展。站在人群里的14岁女孩章含之抬头看国徽，心里直犯嘀咕：如果父亲真跟传言中那样在南京被扣住，自己以后靠谁生活？这个短暂的惶惑，很快被礼炮声盖了过去，却在她日后的人生里一次次浮现。
一年后，章士钊回到北平。老人带回的行李不多，却给女儿添了两样宝贝：一本《莎士比亚全集》和一台歉意满满的旧留声机。留声机里传出的英语戏剧对白，让章含之第一次意识到：外语也许真能改变命运。有意思的是，她当时并不知道，几十年后自己会用英语敲开中南海的大门。
1953年高考前夕，学校党支部找章含之谈话，“外语专业缺人，你去试试？”这句平平常常的提醒，改变了她的方向。她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顺利录取。与此同时，叛逆的脾气并未消失。抗美援朝打响，她嚷着要参军，父亲劝不动，只能去找市里托关系“压一压”。被拒绝入伍的那个夜晚，章含之转身背包进了宿舍，自认与家庭“划清界限”。
读研、留校、结婚、生子，一切如同沿着预设轨道前行。直到1963年冬至，大雪初停，中南海来电话邀请章士钊携子女做客。饭桌上，毛泽东忽然对章含之说道：“小章，你如今是外语教师，可愿意教我英语？”一句话把全场逗笑，却没人以为会当真。七天后，秘书打来电话，才知道主席是认真的。
此后每个周日傍晚，章含之准时进紫禁城旧墙深处。教学一小时，陪散步一刻钟。她总结得很直白：“主席记忆力惊人，就是发音不肯卷舌。”旁人听来像玩笑，事实上毛泽东的认真劲儿让她不敢懈怠。两年下来，她从“学生气”变成了“外交口”。
1971年3月，基于毛泽东推荐，章含之调入外交部翻译室。当时外界只看到“主席英语老师”这个光环，却想不到新环境里暗流汹涌。部长乔冠华第一次见她，竟因一本迟收的《柳文指要》当众追问，“你是不是扣书不送？”场面尴尬，她憋着火。短暂交锋后，二人标签互贴——他觉得她“桀骜”，她认定他“傲慢”。
联合国大会临近，文件堆成山。一个中午，章含之端着仅剩温度的饭到部长办公室催审稿，被乔冠华一句“连饭都不让我吃完？”顶了回来。手中方案差点摔地，她转身跑到值班室哭得眼睛通红。秘书劝她：“乔部长压力大，他夫人刚走。”这句话像冰水泼头，她突然心软。
摩擦带来的并非彻底疏远。真正的转折出现在一次清晨散步，乔冠华摘了三朵月季，递一朵给章含之，低声说“谢谢你昨晚的耐心解释”。彼此之间那层薄薄的成见，顿时出现裂缝。随后电话逐渐频繁，内容却和外交无关：聊音乐、聊北京胡同、甚至聊北外门口豆汁的咸淡。
1972年9月29日深夜，田中角荣访华情况汇报在中南海进行。气氛原本轻松，毛泽东突然停下茶杯，转向章含之：“章老师，你男人跟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这句话像炸雷，会议室瞬间安静。章含之僵住，嘴唇发白，却还是挤出一句：“我……回去就办。”毛泽东并未放软语调：“别为面子活，早点解放自己。”短短一分钟，把她多年不愿触碰的婚姻裂缝彻底撕开。
走出院门，冷风直灌脖颈。那一晚，乔冠华第一次知道她婚姻的真相。他没多说什么，只在电话里放慢语速，“你若走不出来，我等。”几个星期后，离婚手续完成。毛泽东送来一箱红苹果，秘书只说，“主席让你多吃，别染风寒。”
然而流言紧随。年龄差距二十二岁、部长与翻译的身份差距，足够茶桌上添油加醋。章含之开始闪躲，乔冠华却越发主动。“I love you，Will you marry me？”某晚，他用英语在电话里试探。得到“太难”的答复，他依旧坚持，“我们自己的人生，轮不到旁人指挥。”争吵、沉默、再争吵，如此循环。
1973年初春，值班室电话响个不停：“部长醉倒了，一直叫您的名字。”章含之连夜赶到报房胡同，看见乔冠华瘫在沙发上，嘴里反复嘟囔“别走”。那一刻，她放下了所有顾虑。翌日清晨，两人并肩去后海边走了几圈，决定共同承担舆论后果。几周后，周恩来对秘书淡淡一句：“感情之事，旁人少掺和。”外界风声因此渐息。
同年六月，毛泽东提出让章含之出任首位驻加拿大女大使。乔冠华说：“这是极好机会。”章含之却回：“你六十了，我若远赴他乡，你的身体谁照顾？”她亲自向毛泽东请辞。毛泽东皱眉，却没有强留，只淡淡交代：“既然选了，就走到底。”
此后二人同赴多场谈判，章节中不乏唇枪舌剑，也不乏深夜并肩修改文件的静谧。在外人看来，这段感情走得艰难；在他们自己看来，不过是“风大浪急，木船照样能过”。这些年里，章含之常被问及：当众那番“为什么不离婚”的批评是否难堪？她的回答干脆——“问题不解决才叫难堪，解决了就成往事。”
1972年的那声质问，像锤子，砸碎旧锁，也把新路敲开。对当事人而言，刺痛只是一瞬，更漫长的是随后必须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