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夜，北京西长安街的灯亮得比往常更久。国务院一次小范围座谈会里，邓小平放下茶杯，用略带四川口音的话语说了一句：“广东那边，可以先走一步。”短短十个字，却像钉子一样钉进会场里所有人的心。三年后，深圳经济特区挂牌，以后所有关于“闯”和“试”，都绕不开那天夜里这句话。
时间快转到1992年1月19日。上午九点整，广深线终点站，一列绿皮火车缓缓停靠，八十八岁的邓小平扶着车门下到站台。旅途劳顿在他脸上找不到痕迹，反倒透着兴奋，他拍拍身边工作人员的手臂：“老地方，可要赶紧看看。”市委原本安排的休息计划就此作废。
市内观光车沿深南大道向东。窗外密集的脚手架和塔吊像旗杆一样列队，刚露面的玻璃幕墙在冬日阳光下闪着刺眼的亮光。八年前，邓小平第一次来这里时还得掀裤脚走过泥泞工地；如今高耸的写字楼和满街的粤语招牌，让人几乎以为踏进了另一座香港。车厢里没人说话，只能听见发动机的低沉轰鸣。
20日上午，考察队抵达国贸大厦。五十三层旋转餐厅里，市委书记李灏递上最新统计：去年深圳人均收入突破两千元人民币。“数字不错，但别在嘴上转悠。”邓小平一句轻飘飘的提醒，把“实干”两个字又敲在所有人心里。窗口外是一片楼群海洋，他抬起手比了比高度，“再冒点险，还能再高。”
离开高楼钢筋，车队直奔先科激光公司。这是他此行唯一选择的本土高科技企业。十点整，先科大门口，董事长叶华明小跑迎接。“叶挺将军的儿子。”陪同人员刚介绍完，老人已伸出手：“你是老二，还是老四？”短暂一句，带出二十多年未曾谋面的战友情。
“我是老四。”叶华明答得干脆。两人对视，谁都没再说身世的沉重，反倒谈起激光视盘。邓小平拿起一张散发银光的唱片问：“塑料外壳里包的是什么？”技术人员答：“镀银层加聚碳酸酯。”老人轻轻点头：“年轻人搞得不错。”
参观车间期间，他突然停下脚步，指着流水线上两名女工笑问：“哪里人？”“汕头！”女孩们有些紧张却掩不住自豪。老人哈哈一笑，回一句粤语：“听得出。”随行人员把这一幕写进当天的简报——高科技项目里的年轻面孔，比数据更能说明问题。
叶华明在贵宾室汇报当年产值目标：三亿元，总利润八千万，进口影片与国产影片各占一半，另有教育光盘。“要按国际规则办。”邓小平叮嘱。随后他把话题拉回更宏观的层面：“技术能领先一步，体制也得敢改一步，不然又被反超。”
21日，他去了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里，长城与布达拉宫隔着几十米同框，老人停下脚步评价：“不管是北疆还是西藏，都要富起来，这才是真锦绣。”当晚和省委、市委负责同志座谈，他只提了两点：一是共同富裕终究是目的，二是节奏必须快。李灏随后回忆：“小平同志三次说‘快’，语气一次比一次重。”
22日清晨，深圳湾吹来湿润的海风。仙湖植物园里，邓小平与杨尚昆边走边聊。杨尚昆半开玩笑：“特区像装了涡轮。”邓小平笑而不语，拐进一片棕榈林后突然停下：“别让年轻人等太久，机会都是抢出来的。”随行翻看记录，这一天他总共提出七项改革建议，全部写成要点当天发往北京。
23日午后，他乘车离开深圳，赴珠海继续考察。车子刚启动，他摇下车窗，对着送行的市委干部简短一句：“搞快一点。”这话没有豪言壮语，却像最后一次发条，把整个珠三角的齿轮拧得更紧。
两个月后，先科的激光唱片带着《川剧选段》寄到北京中南海；与此同时，深圳全年GDP增速定格在38.4%。数字背后，是那双在先科车间里握住叶华明的手，也是那句“你是老二，还是老四”的轻声询问。短短问答，把一段战争年代的记忆与九十年代的科技浪潮连接在一起，更映出了改革开放不变的底色——敢闯、敢试、敢当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