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2月的一个黎明，罗定县城还笼着雾气，县革委机关门口却已挤满干部；人们嘴里嚼着热腾腾的米粉，悄声议论：“听说北京来人了，点名找老郭。”
郭荣昌，这位总爱穿旧布鞋走乡间小道的县委书记，一夜之间被推到聚光灯下。消息很快传遍粤西，连寨子里的老人都夹着粤语感叹：“细伢仔要当大官咯。”
时间拨回到1933年，潮阳一户商贾人家诞下一子，取名荣昌。四岁那年卢沟桥枪声响起，整个童年便在炮火中颠簸。日机轰炸时，他蜷在祠堂石柱后，耳膜被震得嗡嗡作响。家道虽殷实，硝烟里也难觅安稳。
战火并未阻断求学之路。十四岁时，他被送往香港就读培侨中学。维多利亚港边的浮光掠影，让这个年轻人第一次直面“殖民”二字的刺痛；于是，他混在人群里高呼口号，向英国巡捕抛掷传单。那几年，他的演讲稿常以“同胞们”开头，稚气却真挚。
1951年春天，新中国刚满周岁。郭荣昌带着行李折回广州，考入华南师范学院附中补习。校长叶剑英对青年说道：“愿干，就下去；愿学，就刻苦。”这句话像火焰烙进他的心里。几个月后，他主动报名参加广宁土改复查组，第一次把脚掌印在泥田里。
基层岁月枯燥却扎实。白天跑生产队，夜里摊灯草签档案；但凡村民扛着稻谷来反映问题，他总能一边帮着抬袋子，一边记下笔记。1954年，组织批准他入党。那封介绍信，他揣在贴身口袋，走了数十里山路才递交。
1965年，他三十二岁，被任命为四会县县委副书记。彼时正值“三线建设”热潮，他带队沿北江查勘，硬是在荆棘间劈出一条生产便道。三年后，平调罗定。罗定连片的赤红山丘贫瘠，他却说：“再穷，也是家底。”
七年间，郭荣昌的足迹铺满了罗定。谁家新修蓄水池、哪条机耕路塌方，他都心里有数。当地人开玩笑：“县长走得比邮递员还勤。”1974年底，中央派出的考察组与他面对面谈话。谈话只围着农业学大寨、基层党组织运转，别的只字未提。
与此同时，北京的气氛正悄然生变。1975年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持日常工作。有人担心地方班子被某些势力把持，他提出从县一级直接挑选干部，要求“德才兼备、敢担当、懂实际”。广东省委席位空缺，名单报上去三人，其中年纪最轻的便是郭荣昌。
同年5月8日，电报抵达罗定：郭荣昌任广东省委书记。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秒针声。“老郭，你得收拾行李了！”同事拍他肩膀，他半晌才回神，喃喃一句：“这是组织的决定，就按组织的来。”
省城之行没有鲜花也没有锣鼓。初到省委大院，他照旧穿那双洗得发白的布鞋。有人私下嘀咕：“凭啥一个县委书记就能当省委书记？”疑问声不绝于耳，但很快被实际工作淹没。
1975年夏，他赴汕头调研外贸码头，在闷热的仓库里蹲了整整三小时，只为看完装船流程。回广州后，他主持会议提出“打开大门搞建设”口号，得到邓小平电话肯定：“广东要闯出去。”
1978年前后，中国步入改革岁月。深圳、珠海还只是滩涂和鱼塘时，郭荣昌支持“供销、加工、补偿贸易”试点，被称作“三来一补”。不少干部犹豫，他却拍板：“先干起来，不行再改。”
农业同样被他紧紧攥在手里。1980年，他邀请华南农学院教授下乡，推广良种双季稻。农民围着示范田边看边问，他蹲在泥潭里回答：“多施氮肥，穗就壮。”那年罗定、四会一带亩产提升近两成。
进入80年代中期，广东外向型经济迅速膨胀。省委开会讨论加工区用地，他从口袋掏出汗湿的草图：“这是潮汕沿海风向、河道、盐碱线，一寸地都量过。”一席话敲定厂址，也奠定珠三角日后工业链基础。
1993年，郭荣昌因健康原因退居二线。告别会上，他只说一句：“田里还有活，大家继续干。”简单得像他本人。离任后，他回潮阳老宅，每天清晨在池塘边喂鱼，偶尔阅读厚厚的《广东经济年鉴》。
2008年9月17日，郭荣昌病逝于广州南方医院，终年七十六岁。追悼会上，没有宏大的口号，送行的人多是与他在田间、工地打过交道的干部和农民。有人低声评价：“老郭这辈子，升官像坐火箭，做事却从不离地。”
他的经历印证了一个朴素逻辑——基层苦熬多年，依旧可能迎来意想不到的重用；而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不是运气，也不是背景，而是日复一日扎在土地里的执拗与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