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27日深夜，京城最低气温逼近零点，军委小礼堂灯火通明。总参谋长的空缺已经拖了近半年，几张匿名信把气氛搅得更冷。坐在靠窗的位置，副总参谋长杨勇接到通知：第二天上午，邓小平要公布最终人选。
会场里的军人都默不作声，只有翻资料的沙沙声。有人暗暗揣测——杨勇担任总参日常工作的时间不短，接班理所当然，可谁也说不准邓小平心里那杆秤到底怎么摆。
灯灭之前，杨勇回到住处，他的秘书递上当天的最后一份材料。杨勇扫了一眼，又合上，“行了，睡吧，总参不能乱。”语气平稳，却透出一股倔劲。
这种倔劲不是一朝一夕练成。六十年代末，他被关押六年，1972年5月才重返部队；一年后调新疆，一封又一封“绝密信”求他表态，他连封皮都懒得拆，只丢下一句“退给中央办公厅”。说实话，这样的脾气得罪人并不奇怪。
1976年那股“批邓”浪潮来势汹汹，新疆军区却一片安静。杨勇只认中央文件，连夜召开常委会二十余次，会议记录中找不出半句跟风标语。有人给他加帽子，他照旧一句话：“毛主席批准的文件怎么写，我就怎么干。”不少同僚暗暗佩服，也有人悄悄记恨。
1977年7月，邓小平全面复出。九月，杨勇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协助邓小平主持工作。总参里积压的大量冤假错案，他亲自过问。过程难免碰硬；他认定的原则，只能服从，无法商量。
时间跳到1979年6月，邓小平不再兼任总参谋长，外界几乎默认杨勇接棒。偏偏这时，匿名信像雪片飞到军委：有人指责他“独断”“小圈子”。邓小平接连拜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征求意见，一圈讨论后，名单被重新划定。
1980年2月，新命令下发：杨得志接任总参谋长。会场门刚开，杨勇快步迎上去，一声爽朗的“哥，老杨哥！”打破了凝重气氛。旁人愣神，他却把对方胳膊往里一拉，“有啥不熟的，我给你把底细都捋清。”
接下来三个月，两位“老杨”几乎形影不离。去南京军区，他们同坐吉普；到济南，他们对着地图抠细节。杨勇拿惯钢笔，很少夸人，这回却直言：“老杨哥的指挥经验顶呱呱，兄弟服气。”
为什么是杨得志？档案里写得明明白白：井冈山出身，红军时期到抗日再到解放战争，枪林弹雨里爬出来；上甘岭打了三十三个昼夜，阵地没丢；1979年对越作战，临时换将照样扛住。试想一下，邓小平要的是既懂前线又能镇得住台面的悍将，杨得志正合尺度。
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的细节如今仍在老兵口中流传。1月1日，军委命令他与王必成对调，担任昆明军区司令。68岁的人，胃病缠身，却在前指一站就是十天，止疼药和地图同放一桌。“身体能行吗？”首长问，他只回两字：“能行。”
2月17日凌晨，炮火呼啸，杨得志捂着胃站在沙盘前，汗珠滴在作战计划上。政委劝他进医院，他摇头，“主官一撤，底下咋想？”直到25日作战目标达成，他才一头栽倒，被护士抬走。外界只看到胜利通报，很少人知道他曾在担架上抓着电话不松手。
战役结束后，杨勇在总参会议上提到昆明前指的经验，专门为杨得志“补台”，让机关与前线形成统一口径。老同志们说，两人搭档，把一摊复杂事硬是理顺了。
1983年1月6日，杨勇因病去世，年仅七十。葬礼那天，几位当年写匿名信的干部走进灵堂，低声道歉。旁人问起缘由，其中一人抿嘴：“他不计前嫌，我们没脸见他。”故事就此埋在青松下。
杨得志后来在总参任职至1987年底，期间主持多项现代化改革，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杨勇那股不糊弄的劲儿，总参得一直保持。”军中听惯口号，可这一句硬邦邦的提醒，谁也不敢当耳旁风。
总参没有乱过一天，杨勇的底线挺在那儿；上海合作会议、边境谈判、战备整训接连推进，杨得志撑住高压。两位“老杨”性格不同，目标一致——确保指挥链条清清楚楚。多年后，有军官回忆：“总参走廊的灯总是亮着，因为他们在楼里。”
军人世界的评判标准简单：看结果。1980年这场人事波动，杨勇没有一步错棋，杨得志也不负重托。事实说明，邓小平那年冬天的抉择，经得起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