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北京玉泉山试办公楼前，一辆苏制吉普停在槐树下，几位军人围着一艘驱逐舰的木质模型争得面红耳赤。旁人或许以为这只是普通的技术讨论，实际上，它是新中国第一代海军蓝图的雏形，也是几年后福建前线那场著名争执的伏笔。参与者中，有经验丰富的陆军宿将，也有刚把军装袖口擦干海水味的青年海军军官，两种思维不断碰撞：一方笃信“陆空合击”，另一方坚持“海上机动”。这种分歧贯穿整个五十年代，最终在1955年9月爆出了最响的一声“火药味”。
当年初春，萧劲光出任海军司令员后立即发现，新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海军传统”，不少干部甚至连“左舷”“右舷”都要对着字典。海军要建，不能等人“自然进化”，于是萧劲光点名要了一位“旱鸭子”——罗舜初。罗出身红军无线电系统，学俄语能与苏联顾问直接对话，组织能力突出，更兼有“见文件就研究、见新装备就拆”的好学脾气。周恩来拍板：“就他了。”罗舜初半推半就地从湖南省府赶到北京，戴上一枚还带着油漆味的海军帽徽。
1951年至1953年，朝鲜战场的炮火轰隆作响，海军却必须把大部分预算拱手让给空军与炮兵。财政紧张的情况下，罗舜初跑遍各部委，攒下仅有的外汇，与苏方签下一份采购合同：两艘30节航速的驱逐舰，附带全套训练与技术文件。当时每艘船要价4000万卢布，有同志直呼太奢侈。罗舜初却咬牙：“海军没有骨干舰型，靠几艘猎潜艇成不了气候。”这番话被记录进军委会议纪要，也被彭德怀默默记在心里。
1953年8月的北京依旧闷热，军委扩大会上，彭德怀提出“先艇后舰”方案，考虑把驱逐舰指标削去一半，空出的资金转投航空兵。罗舜初被点名发言，他想了想，还是把早已写好的纸条摊在桌上，一字一句地说：“驱逐舰必须成双编配，否则单舰无法形成作战体系，等于把四千多万卢布丢进海里。”会场气氛顿时紧绷。休会时，有人悄声劝他：“得罪彭总可不妙。”罗舜初抬手，把茶缸盖扣得咔哒一声，“技术问题不能图省事。”第二天清晨，他就去了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说明情况。总理听完，沉吟片刻，批示：两舰同时采购，合同不变。此后军委再无人提“砍舰”议题。
两年后，1955年9月4日夜，福建前线一处临时指挥所灯火通明。彭德怀率领的调查团一路从莆田、泉州看到了福州，所到之处热浪翻滚，海风卷着盐碱味直往鼻子里钻。随行的有陈赓、黄克诚、陈士榘等老熟人，外加担任海军副司令的罗舜初。行程尾声，一名前沿部队指挥员汇报：“国民党海空力量肆意挑衅，战士们要求立刻开火！”这番话说完，全屋的目光都投向彭德怀。
彭德怀拍案而起，语气铿锵：“可以打，狠狠教训他们！”声音落地，空气像被拉紧的弓弦。罗舜初却站在图板前，微微摇头：“彭老总，这个命令眼下不能执行。”寂静。彭德怀眉头拧紧：“罗舜初，你也太没血性了！”短促的怒意让屋里灯泡都似乎抖动了一下。
“军委去年七月下发的《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注意事项》明确：未经中央批准，不得在公海先开火。”罗舜初字句清晰，手指停在文件编号上，“毛主席亲自批过这个指示。”简单两句话，把战场情绪瞬间拉回到条文框架。
陈赓一直坐在侧角，俯身在彭德怀耳边轻声提醒：“彭总，是那份文件，咱们不能违背。”不到十个字，却像冰水浇灭了火焰。彭德怀缓缓抬头，面色稍缓，“好，是我忽略了规定，这事不怪罗舜初。”随后，他转向一线指挥员，“继续加强监视，未经授权不得擅自开火。”风声再大，仍压不过军纪与程序。
事后有人取笑罗舜初：“老罗，你可真敢在那么多眼睛下顶撞彭总。”罗舜初心平气和：“打仗得讲章法，错了就是错了。”彭德怀闻讯，还特别让秘书带话：对军纪负责的人才是好同志。两句简短评价，把相互的惺惺相惜推到另一个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插曲并未造成任何尴尬，反而促成一次更细致的海防政策讨论。调查团回京后，军委很快完善《近海管控细则》，对炮兵射界、海空联络、驱逐舰警戒圈给出明确数字。罗舜初趁机把“成双驱逐舰”写进配属条例，终于让那两艘价值不菲的苏制舰艇在1956年底到港后，直接进入双舰编队训练模式。业内评价：如果当年听任“单舰”方案，后续舰队战术的培养至少要推迟两年。
时间线继续向前。1958年金门炮战爆发时，这一套连贯的海空协调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海军驱逐舰掩护炮兵阵地转移，空军歼击机接力巡逻，国民党海空力量没能实现对大陆沿海的封锁。罗舜初在作战室看着实时海图，只说了三个字：“值了。”没人鼓掌，没人欢呼，但工程技术口径、作战序列、政治纪律这三条被彻底焊接到一起。
进入六十年代，罗舜初调任国防部第10研究院院长，研究导弹与雷达。他常对年轻工程师强调：“武器再先进，也得有清晰的指挥链条。不合规程的‘冲动’，只会让技术优势打折。”这句话出自一位“敢顶撞元帅”的将军口中，更显分量。一位参与反舰导弹课题的技术员后来回忆：“他开会从不拍桌子，但每次纠正错误时那份坚持，让人心里发热。”可以说，1955年前线那场争执留下的不只是故事，更是一种遵循原则的工作方式。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总参召集部分离退休将领座谈，讨论护航与登陆课题。罗舜初拄着拐杖被请到会议室，他的第一句话仍旧绕不开三件事：“靠程序、靠配套、靠独立自主。”执着得近乎固执，可正是这种“机械”原则为后来的南海维权行动打下底子。会后，一名年轻参谋追上他：“罗副司令，您当年要是怕得罪人，我们这代人可能还在摸黑。”罗舜初笑了笑，没说感谢，也没摆资历：“军令如山——懂这四个字，就不怕。”
1981年2月24日，罗舜初病逝。噩耗传到海军司令部，办公桌上那份《近海舰艇维修标准化修订稿》尚未签字。工作人员打开信封，第一页还是熟悉的批注：“型号要统一，图纸要能看懂，别搞‘一舰一方案’。”简短，但有力，与他当年提出的“建立修造系统”如出一辙。
回到1955年的那个午后，如果没有罗舜初那句“不能打”，或许并不会立刻酿成重大后果，但不按程序的先开火会给外部干涉留下把柄，这是他最担心的事。站在海风猎猎的炮阵地，罗舜初与彭德怀、陈赓等人的分工和碰撞，折射的是新中国军队踏入现代化门槛时的必经磨合：热血与规矩必须同在。
今天回看驱逐舰的采购合同、海防文件的字眼、以及前线的那场简短对话，可以发现一个细节始终贯穿——谁都可以情绪激昂，但最终拍板的，是冷静的制度与清晰的指挥链。军队现代化，不仅要装备硬度，更要程序硬度。罗舜初那句“不能执行”，正是这种硬度的注脚，也为后来海军独立自主的道路写下了生动脚注。
彭德怀、陈赓、罗舜初，这三位背景迥异的指挥员，因为一次争执而彼此尊重。多年之后，他们留下的，不只是纸面纪录，更是一条被实践证明有效的准则：在最接近炮火的地方，遵守规则才是真正的勇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