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初，北京刚刚下过一场小雪，长安街两侧的白杨树在寒风里直挺挺地站着。半夜十二点，一节军用软卧车厢的灯光依旧亮着。罗荣桓合上文件夹，对身旁的贺龙说了一句：“再不摸清底数，情况会越拖越糟。”贺龙咂了口黄芪水，点了点头。专列几小时后启动，目标是华东几大军区。
那一年并不平静。连续自然灾害压得各地口粮紧张，民用供应都捉襟见肘，更别提军队训练中对热量的消耗。中央军委决定由几位元帅分片走访，把真实情况带回北京。华东片区由罗荣桓挂帅，贺龙协同。两位老帅出门前只打了一个电话给南京军区，没让地方铺张。“别设宴，吃食堂就行。”电话那头许世友憨声答应。
列车驶进南京西站已是傍晚，站台上没有锣鼓，只有许世友、肖望东和几名工作人员。握手时寒风呜呜作响，许世友开口第一句就是：“罗副主席，您快瞧瞧，这一冬，战士的棉衣都洗得发白了。”他从不兜圈子。罗荣桓没有寒暄，直接跟着上了敞篷吉普车往军区机关赶。
第二天早饭后，部队各部门的情况汇报在小礼堂里进行。训练科先讲弹药储备，军医处汇报流感防治，后勤部压轴。等听到“每人每月定量二十八斤粮食，无油肉配给”时，屋里明显静了几秒。罗荣桓放下茶杯，问了一句：“有没有因为饥饿而影响训练的具体数字？”对方一时答不上来。许世友打圆场：“老罗，基层怕打报告，数字没全弄齐。”罗荣桓没再追问，只在随身的小本上划了两条粗线。
午饭照例在战士食堂。罗荣桓打来的饭盆里，二两米饭、一大勺红薯干，一小撮雪里蕻，连汤都是清的。贺龙夹了口青菜，低声嘟囔：“咸得慌。”埋头吃饭的战士抬眼望了望，悄悄笑，却没敢说话。饭后罗荣桓把一个话务兵叫到操场边：“队列训练一上午，饿不饿？”小伙子犹豫两秒，说了句：“同志跟我一样饿，没什么可说的。”
下午下队。许世友带两位元帅看新开的菜地、猪圈，围栏还是用废旧枪械箱改的。大棚里青菜只有两三厘米高。许世友蹲在地里捏了一把土：“说实话，没有经验，肥料也缺，产量够不上。”他抬头望罗荣桓：“可只要给时间，肯定能见效。”罗荣桓没出声，只把帽檐压得更低。走回吉普时，他突然开口：“世友，别硬撑，什么都写到材料里。”
两天紧凑行程结束。2月6日上午，专列再次停在南京西站。罗荣桓临上车前把许世友叫到车梯下，声音不高却清晰：“别忘了解决营养问题。半个月内把调研报告交总政，别嫌麻烦。”许世友立正，答“保证完成任务”时嗓音有点发哑。火车启动，汽笛声拖得很长。
南京之后是上海。上海警备区的首长递上厚厚一沓表格：粮食缺口三成，油肉配给几乎归零，市区连苦力工都开始排队买糠。罗荣桓粗翻几页，把文件夹合上：“情况比南京还要紧。”当天夜里，两位元帅和警备区干部反复讨论方案，最后拍板：港口可否调些出口转内销的饲料谷物，先保官兵体能。提议虽大胆，但三天后就得到初步批复。不得不说，上海的办事效率在全国都是数得着的。
从上海到厦门，路径几乎与闽南前线相交。前线部队常年海风，粮食一旦供不上，人就先掉秤。罗荣桓在海堤上看守备连演练，注意到几名战士中途换人次数过多。他问连长原因，对方苦笑：“一个回合要跑七八百米，肚子里没底气。”罗荣桓当即示意随员，记录“前哨单位增配高热量罐头”八个字。
3月中旬，考察组回到北京。罗荣桓把多个军区的资料摞在桌上，两夜未眠，亲自梳理数字，连星号小注都没落下。19日的军委办公会上，他只说了一句开场白：“粮秣是战斗力的底子，底子薄了，装备再好都枉然。”随后一份《关于当前部队口粮及副食品保障情况的报告》摆到会议长桌。报告不光列出缺额，更提出“军民联养”“后方基地+经营性农场”两套可操作方案。
有人担心过于跳脱常规。罗荣桓并未辩解，只用数据作答：某些部队自办农场后，口粮缺口下降近一半，战士体重平均增加两公斤。事实胜过言语，方案很快得到批示。
自春末起，各大军区陆续建立“生产自救试点”。南京军区把原本荒置的浦口滩涂改成稻田，种猪场也扩至二百余头。同年秋，许世友在给总政的电报里写道：“人均月粮三十七斤，另配肥肉一斤，鸡蛋若干。”短短半年，数字变化明显。
有意思的是，许世友把第一批收成的籼米特意装了两个麻袋，亲自押车送到北京西郊某仓库，袋口插着一只红旗，旗上四个字：问题解决。仓库管理员问他要不要签字，他摆手笑了笑：“旗就是签名。”
后勤保障的改善并非一蹴而就，却在1962年春全部铺开，军内称之为“战士营养工程”。追溯起点，无非是那年初罗荣桓在南京食堂里那顿寡淡的午饭，加上车站月台上那句再普通不过的提醒。严冬已过，问题摆在桌面上，解决就变成义务而不是口号。
这场看似平凡的视察，将部队后勤体系的短板彻底拉到阳光下，让保障从“节约型”转为“增长型”。倘若没有那趟南巡，许多数据可能仍停留在表格空白处，训练场上的换人频次也许还会增加。事实证明，战争年代锻炼出的老帅，对“吃饱了才有力气打仗”四平八稳的道理从未松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