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8年的深秋，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气氛既热烈又庄重。
列车缓缓进站，走下来的是当时的新中国最高领袖毛主席。
前来迎接的，是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那是妥妥的封疆大吏，手握重权。
就在大家以为这只是一次常规的握手寒暄、视察工作时，毛主席突然指着身边一位穿着中山装、气度不凡的老人，对着江渭清抛出了一个让全场瞬间鸦雀无声的问题：“渭清啊，你当年借了文白（张治中字文白）三千块钱，还了没有啊？”
这一问，直接把江渭清问懵了，脸瞬间涨得通红，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跨越十九年的“讨债”
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
当时的江渭清，是湖南地下党负责后勤和财务的关键干部。
看着同志们饿着肚子跟日本人拼命，他急得头发都要白了。
在这个走投无路的关口，他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简直是“胆大包天”的决定：找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借钱！
江渭清赌对了人。
他赌的是张治中这个人的格局。
江渭清没有搞什么虚头巴脑的伪装，直接给张治中写了一封信，开门见山：我是共产党的，我们在抗日，但我们没钱了，想找你借点军费。
当时的张治中，虽然身在国民党高层，但他有一个外号叫“和平将军”。
他看完信，只问了一句话：“这钱，是不是真的用来打日本人的？”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张治中没有让江渭清打欠条，没有问什么时候还，更没有以此为要挟让江渭清提供情报。
他二话不说，直接让副官开了一张3000元的支票。
1939年的3000元法币，按照当时的购买力换算，这笔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20年的工资总和！这是一笔不折不扣的巨款。
张治中把这笔钱递出去的时候，其实已经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上去了。
如果被蒋介石知道他资助“异党”，后果不堪设想。
但这正是张治中让人佩服的地方：在他眼里，党派之争再大，大不过民族存亡。只要是打鬼子的，就是战友。
这笔钱，救了湖南地下党的命。买了药品，印了传单，买了粮食。
时间一晃到了1958年。
新中国已经成立快十年了。
张治中作为国民党起义将领，留在了北京，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虽然地位很高，但在那个年代，党内部分干部对这些“旧军阀”出身的人，心里多少还是有些隔阂的，甚至有人私下里并不尊重他们。
毛主席是何等敏锐的人？他太清楚这种微妙的氛围了。
于是，就有了南京站台上的那一幕。
毛主席当众向江渭清“讨债”，表面上是开玩笑，实际上是在释放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张治中是我们共产党患难与共的朋友，他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这份情义，共产党人不能忘！
这招“敲山震虎”实在是高。
它不仅瞬间拉近了张治中与核心领导层的距离，消除了党内干部的偏见，更是在全党面前立了一个规矩：无论时局怎么变，对于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必须给予最高的礼遇和尊重。
江渭清当时虽然尴尬，但他也是老革命，立马听懂了弦外之音。
他结结巴巴地承认：“还、还没有呢。”
毛主席紧接着补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借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是我们共产党的规矩。”
从三千法币到二百五人民币
江渭清回到省委机关后，是一刻也没敢耽误，立马安排财务部门落实还款事宜。
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技术性问题：1939年的3000元法币，到了1958年该还多少？
这中间经历了抗战结束、内战、国民党法币崩溃、金圆券闹剧，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币发行以及后来的币制改革。
如果单纯按面值算，那3000元法币早就变成废纸了。
但江渭清他们是认真的。
经过财务部门根据物价指数和货币购买力的反复折算，最终定下了一个数字：250元人民币。
大家别觉得250元少。
在1958年，一个普通干部的月工资也就几十块钱，250元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足够一个家庭开销很久。
江渭清不仅筹齐了本金，还特意让人计算了这19年的银行利息，准备连本带利一起还给张治中，并附上了一封诚恳的检讨信，对自己这么多年“忘恩负义”没还钱表示深深的歉意。
当工作人员把钱和信送到张治中手里时，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感动了。
他坚决不收利息，只收下了折算后的本金。
张治中说了这样一句话，让我至今读来都觉得荡气回肠：“革命是共同的。”
在他看来，当年的3000元不是借贷，而是他对抗日事业的一份投资，一份对国家未来的期许。
现在国家好了，这笔钱回不回来，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最终，张治中将这笔失而复得的“巨款”，全部捐给了南京的一家孤儿院。
其实，张治中对共产党的帮助，远不止这3000元。
咱们翻开历史档案，会发现一个更惊心动魄的数据。
1946年，张治中在新疆主政期间，顶住了国民党内部极大的压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释放了被军阀盛世才关押的131名共产党干部及其家属。
这131人里，有很多后来都成了新中国的栋梁之才。
张治中不仅放人，还派军队护送，发路费，送衣物，直到把他们安全送回延安。
毛主席后来评价张治中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在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把自己的官邸腾出来给毛主席住，亲自负责毛主席的安保。
这种信任，在那个波诡云谲的年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当1958年毛主席在南京站台“讨债”时，他讨的不仅仅是钱，更是在维护一份跨越党派的珍贵友谊，是在为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正名。
参考资料：
《张治中回忆录》(1985年)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