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的南京上空,一架代号为“222”的专机,像一只迷途的钢铁巨鸟,在浓密的云层里绝望地盘旋。

飞机上坐着的,是当时全中国最让人闻风丧胆的戴笠。

下午1点13分,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飞机撞向了南京西郊的岱山。

那一刻,大火吞噬了机身,也瞬间烧毁了整个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大脑”。

01

在这个消息传回重庆军统局本部之前,戴笠拥有无数个令人战栗的头衔:“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的人物”。

他一手缔造的“军统”帝国,触角伸向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上至高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没人敢在他的阴影下大声喘气。

但他死得太突然了。

戴笠的死,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终结,更是一场权力雪崩的开始。

他生前为了效忠蒋介石,把手里的刀磨得太快、沾了太多的血,从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杏铃,到刺杀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再到处决吉鸿昌将军,哪一桩不是惊天血案?

活着的时候,他是“鬼见愁”,仇家不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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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死,曾经看似坚不可摧的“戴公馆”瞬间就成了众矢之的。

树倒猢狲散,昔日的部下忙着寻找新靠山,而他的家人,却赤裸裸地暴露在了即将到来的历史清算面前。

而在这一片混乱中,最惶恐的人,莫过于戴笠唯一的儿子戴藏宜。

戴藏宜生于1915年,是戴笠与原配夫人毛秀丛所生。

他长得极像父亲,甚至挂着国民党陆军少将的军衔,还担任着江山县保安乡自卫队主任的实职。

在父亲活着的时候,他是“军统太子”,在老家浙江江山县呼风唤雨。

1941年5月,他曾仗着父亲的势,指使特务在江山双溪口乡沿杀害了广渡乡乡长、中共地下党员华增春。

那时候的他,杀人对他来说只是一句话的事,他从未想过有一天“杀人”是需要偿命的。

时间转眼到了1949年。

淮海战役的硝烟散去,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已至长江北岸。

国民党政权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正在快速沉没。

大小官员们都在疯狂地抢夺去往台湾的船票和机票,像惊弓之鸟一般逃离大陆。

按理说,凭戴家的关系网,戴藏宜本该是第一批逃走的人。

但命运在这个关口,给他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

就在这火烧眉毛的节骨眼上,戴笠的母亲,也就是戴藏宜的祖母蓝月喜,去世了。

在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里,长辈去世是天大的事。

戴藏宜是个“孝子”,他竟然决定停下来,在老家给祖母大操大办丧事。

这一停,就是生死之别。

当他披麻戴孝在灵堂前忙碌时,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已经逼近了浙江的大门。

等到丧事办完,他抬头一看,周围的同僚早已跑得精光,留给他的,只有一条已经被切断的退路。

那是1949年的5月,江南的雨季在这个年份显得格外粘稠。

戴藏宜站在江山县的老宅里,看着满屋子的妻儿老小,第一次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02

戴藏宜终于动身了。

他知道,再不走,就真的走不了了。

他带着妻子郑锡英,以及几个年幼的孩子,仓皇离开了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江山老宅。

这不再是一次体面的“转进”,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大逃亡。

为了在台湾维持戴家往日的体面生活,戴藏宜随身携带了大量的“硬通货”:沉甸甸的金条、成捆的美元,以及用来防身的精致美式手枪。

他们的计划是向南走,越过浙江边界进入福建,再从沿海寻找船只渡海去台湾。

这是一条看似合理的路线,因为当时福建沿海还有部分国民党残部在活动。

戴藏宜天真地以为,凭借父亲戴笠的威名,只要遇到国军部队,谁不给他三分薄面?

然而,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当他们一行人逃到福建省浦城县水北乡时,确实遇到了一伙武装人员。

对方穿着国民党的军服,手里拿着长枪短炮。

戴藏宜以为遇到了救星,正准备亮明身份。

可对方看着他们大包小裹的样子,眼睛里冒出的不是“敬意”,而是贪婪的绿光。

这是一伙国民党残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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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兵败如山倒的时刻,什么信仰、什么长官、什么“雨农先生”的公子,统统抵不过一根金条的诱惑。

这极其讽刺的一幕发生了:“特务之王”的儿子,竟然被自己父亲效忠的“国军”给劫了。

残匪们像饿狼一样扑上来,搜光了戴藏宜身上的美元、金条,甚至缴了他那把引以为傲的美式手枪。

戴藏宜看着空空如也的行囊,欲哭无泪。

他不仅失去了去台湾的盘缠,更看清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戴笠这块金字招牌,在大陆彻底失效了。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

枪声响了,但不是为了救他。

解放军浦城县军管会听到了风声,迅速派兵围剿这股残匪。

这群乌合之众一触即溃,而被他们劫持的戴藏宜一行人,就这样作为“战利品”,落入了解放军的手中。

被捕后的戴藏宜,展现出了特务世家最后的狡黠与顽抗。

在被押往浦城县城审查的那个夜晚,他利用看守的疏忽,竟然从关押点的窗户跳了出去。

夜色掩护了他。

这个曾经养尊处优的少爷,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像野兽一样在山林里穿梭。

他不敢向南走了,只能掉头往回跑,潜回了浙江江山老家。

他以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以为凭借家族在江山经营几十年的根基,哪怕是藏在深山老林里也能苟活。

但他忘了,时代变了。

新政权建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群众。

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根本没有所谓的死角。

没过多久,躲在山里的戴藏宜就被搜山的军民揪了出来。

这一次,他插翅难飞。

1951年1月,浙江江山。

一场公审大会正在举行。

台上跪着的,正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军统太子”戴藏宜。

江山县人民政府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砰!”

随着一声枪响,戴藏宜倒在了血泊中。

这一枪,结束了他作为“戴笠之子”荒诞且充满罪恶的半生,也彻底切断了戴家通往台湾的最后一条“官方通道”。

刑场不远处,遗孀郑锡英紧紧捂着孩子们的眼睛。

此时的她,已经不再是那个衣食无忧的少奶奶。

丈夫死了,家产没了,周围全是警惕和仇恨的目光。

她看着丈夫的尸体,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逃。

江山是待不下去了,这里每一个人都认识这张脸。必须去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去一个这声枪响听不到的地方。

她把目光投向了地图上那个繁华又混乱的城市,上海。

那里人多,乱,容易藏身。

只要能活着,像老鼠一样活着也行。

郑锡英擦干了眼泪,拉起三个孩子的手。

“走,我们去上海。”

03

1953年的上海,霓虹灯依旧在南京路上闪烁,但这座城市的底色已经彻底变了。

弄堂里的麻将声少了,高音喇叭里的革命歌曲多了;

穿旗袍的太太少了,穿列宁装的干部多了。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是新时代的黎明,但对于郑锡英来说,每一缕阳光都像是审判的探照灯。

自从丈夫戴藏宜在江山被枪决后,郑锡英带着三个儿子,长子戴以宽、次子戴以宏、幼子戴以旭逃到了上海。

她不仅隐姓埋名,改叫“沈凤英”,还甚至不敢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她忍痛把唯一的女儿戴眉曼,寄养在了以前戴家的厨师汤好珠家里,希望能给戴家留一条漏网之鱼。

这两年,她活得像一只受惊的老鼠。

她租住在不起眼的民房里,哪怕出门买把青菜,都要压低帽檐,生怕遇到个熟人喊出一声“戴太太”。

那种随时可能被敲门声惊醒的恐惧,正在一点点吞噬她的神经。

然而,她并不知道,在海峡的另一端,也有一双眼睛正盯着她们孤儿寡母。

台北,士林官邸。

晚年的蒋介石,常常站在窗前眺望西北方。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局势似乎又有了微妙的变化。

在某些怀旧的时刻,他想起了那个曾经对他“竭忠尽愚”的戴笠。

那个为了他干尽脏活累活的“雨农”,如今尸骨未寒,独子又被枪决。

蒋介石那一刻动了恻隐之心:戴笠的香火,不能断在大陆。

一道密令从官邸传到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手中。

毛人凤不敢怠慢。

这不仅是领袖的任务,也是他作为戴笠昔日心腹必须还的一笔“人情债”。

但现在的上海,早已被共产党经营得铁桶一般,那是真正的龙潭虎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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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凤在特务名单里千挑万选,最终点了一个人的将,黄铎。

黄铎是军统的老牌特务,经验丰富,而且有一张扔进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脸。

毛人凤给他的任务很简单,也极难:潜回上海,把戴笠的儿媳和孙子,全部接出来。

为了这次行动,毛人凤甚至动用了潜伏在上海市公安局内部的“暗桩”,特务陆秉章和黄顺发。

这两枚极其珍贵的棋子,为了戴笠的后人,准备孤注一掷。

1953年的一个深夜,黄铎乔装成渔民,一身鱼腥味地潜入了上海滩。

他像个幽灵一样,避开了巡逻队,顺着暗号找到了陆秉章,最后摸到了郑锡英的藏身之处。

“笃、笃、笃。”

三长两短的敲门声,在寂静的深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屋内,郑锡英猛地从床上坐起,死死捂住身边戴以宏的嘴。

她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以为是公安来抓人了。

“谁?”她颤抖着问。

“嫂子,我是黄铎。”门外传来一个压低的声音,“那边……派我来接你们回家了。”

门开了。

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郑锡英看清了这个自称黄铎的男人。

他浑身湿漉漉的,眼里闪着精光。

那一瞬间,郑锡英几乎要跪下来。

两年了,整整两年了,她终于等来了这条救命的绳索。

她以为这是苦尽甘来,以为只要跟着这个人走,就能逃离这个让她窒息的地方,去往那个据说“流着奶与蜜”的台湾。

黄铎从怀里掏出一叠伪造的证件,摊在桌子上,语气急促:“时间不多了,陆秉章已经从公安局搞到了‘出口证’。我们伪装成去香港探亲,到了香港再转飞台湾。”

听起来天衣无缝。

郑锡英激动地抱起还在襁褓中的小儿子,又推醒了大儿子和二儿子。

她看着这满桌的证件,就像看着通往天堂的门票。

然而,就在她准备收拾细软的时候,黄铎的手指突然按在了那叠证件上,脸色阴沉了下来。

“嫂子,有个问题。”

黄铎的声音变得冰冷,像一盆冷水浇在了郑锡英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上。

“陆秉章搞出来的名额有限,为了安全出境,我也需要一个合法的身份掩护。

也就是说,我的名字必须顶替掉你们其中的一个人。”

郑锡英愣住了:“什……什么意思?”

黄铎抬起头,那双鹰一样的眼睛死死盯着郑锡英,说出了那个足以撕裂任何一位母亲心脏的残忍现实:

“意思是,我变成了戴家的人,我才能带你们走。

但这也意味着,你们这几个孩子里,必须有一个人的名字从名单上消失。”

“只有顶替掉一个孩子的户口,我才能混出去。”

屋内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船票不够。

必须有一个孩子,要被抛下船,独自面对这漆黑的深海。

郑锡英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她回头看向身后那张破旧的木床。

三个孩子都在熟睡,手心手背都是肉,怎么选?

黄铎看了看表,催命般的滴答声在深夜里回荡:“天快亮了,嫂子,你必须马上做决定。

带谁走?留谁下?”

这一刻,比两年前戴藏宜被枪决的那一刻,更加让人绝望。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