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彭总性子刚强、脾气暴，轻易很少有十分欣赏的人，但他身边，却有这样一个人，始终深受彭总的信任，他就是左权。
彭总和左权都是湖南人，两人不仅一同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好同志，更是互相体谅、互相关心的好战友。左权女儿的名字还是彭总给取的呢。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百团大战，就是两人分工合作共同部署完成的。
可他们的革命友谊，却在1942年5月25日戛然而止。
那天，太阳刚爬上山头，就被炮弹炸起的浓烟遮得昏昏沉沉。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正站在山梁上，朝着身后黑压压的人群挥手大喊：“快！翻过山梁就安全了！”
那几千人里，大多是北方局机关干部、党校学员、新华日报社的编辑记者，手里没几杆枪，跑起来跌跌撞撞。日军的“益子挺进队”穿着八路军的军装，像毒蛇一样咬在后面，飞机在头顶盘旋扫射，炮弹落下来，炸起的泥土能埋住半个人。
左权本来已经翻过山梁了。警卫员拽着他的胳膊喊：“参谋长，快走！彭总还在前面等我们！”可他回头一看，还有一大群人被炮火堵在半山腰，又硬生生折了回去。
他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又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啃过几年硬骨头，打了几十年仗，比谁都清楚炮弹的规律：第1发是试探，第2发很快就会跟着来。他站在那里，完全有时间卧倒，有时间躲到旁边的土坎后面。
但他没有。他的声音甚至压过了枪炮声，一遍又一遍地喊，让那些慌了神的人稳住脚步。直到第二发炮弹呼啸而来，精准地落在他身边。
牺牲的那一年，左权37岁。
消息传到彭总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带着一小队人在山沟里突围。听完警卫员的报告，这个平时嗓门大得能震掉窑洞土的硬汉，一句话都没说。那天晚上，部队在一个破窑洞里宿营，彭总坐在冰冷的土炕上，从兜里摸出皱巴巴的烟卷，一根接一根地抽。
面对这样的彭总，没人敢多说一句，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左权没了，谁来接他的班呢？
这个问题，像一块石头，压了彭总整整3个月。
有人说，八路军里能打仗的将领一抓一大把，还愁找不到个参谋长？这话听着好像没错，其实根本没说到点子上。
参谋长不是前线扛枪冲锋的营长团长，这个位置，要的不是匹夫之勇，是能坐在司令部里，把千头万绪的事捋清楚的能耐。
部队的粮草怎么运，伤员往哪里送，情报怎么筛选传递，各个根据地之间怎么配合，甚至彭老总发火的时候，谁能劝得住他。
彭总的脾气，在八路军里都是出了名的。作战科的参谋汇报工作，但凡说漏一句、说错一个数字，他能把桌子拍得震天响，骂人的话能让人脸红到脖子根。
可奇怪的是，跟了彭总多年的警卫员发现，有几个人，彭总从来没对他们发过脾气：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
朱德是红军的奠基人，彭总打心底里敬重，这没得说。那左权是为什么呢？其实，起初彭总身边的人也对此感到好奇，有一次有位参谋就忍不住问：“首长，您为啥从来不对左参谋长发火？”
没想到彭总愣了一下，想了半天才说：“我找不出发火的理由。”
这话听着简单，分量却重得很。在那个炮火连天的年代，能让彭总找不出发火理由的人，放眼整个八路军，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
左权跟彭总搭班子，有自己的一套门道。彭总脾气上来的时候，他从不顶嘴，也不辩解，就那么站着听。等彭总气消了，他再拿着地图，慢慢跟彭总分析利弊。两人搭档这么多年，愣是没红过一次脸。
1940年的百团大战就是最好的例子。那时候，八路军把日军冈崎大队围得死死的，打了两天两夜，伤亡惨重，就是啃不下来。
刘伯承在前线急得跳脚，打电话给彭总：“老总，撤吧！再打下去，咱们的家底都要拼光了！”彭总不听。他这个人，犟起来九头牛都拉不回来。陈赓也打电话劝，磨破了嘴皮子，彭总还是那句话：“必须打下来！”
最后还是左权，他等彭总冷静下来，拿着敌我兵力对比图，一点一点分析：日军占据有利地形，火力又猛，硬攻就是拿战士的命填；不如围三缺一，留个口子，等日军突围的时候再伏击。
彭总盯着地图看了半天，最后终于松了口：“行，就按你说的办。”
后来刘伯承还感慨：“要不是左权，咱们的战士得流更多血。”这种本事，不是谁都有的。能在不惹彭总生气的前提下，让他改变主意，整个八路军，也就左权一个。
所以左权这一牺牲，彭总身边等于少了个“主心骨”。
1942年的华北，日子简直苦得没边儿。
日军的“扫荡”一次比一次狠，“铁壁合围”“蚕食政策”轮番上阵，把根据地切成一块一块的。老百姓的粮食被抢光了，部队的弹药也快见底了，伤员没药治，只能用盐水擦洗伤口。
彭总本来就忙得脚不沾地，既要指挥前线打仗，又要操心根据地的民生。左权牺牲后，他更成了“孤家寡人”，白天跑前线，晚上熬夜看电报、批文件，眼睛熬得通红。
有时候开会开到一半，他会突然停下来，望着窗外叹气：“要是左权在，哪用这么费劲。”
选参谋长的事情迫在眉睫。彭总在脑子里把八路军的将领都过了一遍，是来相处，他最终列出三个名字，报给了延安的中央军委：叶剑英、林彪、滕代远。
叶剑英当时是军委参谋长，延安的大管家，管着全军的军事协调，毛主席离不开他；林彪刚从苏联养病回来，身体还没恢复好，连走路都得人扶着；算来算去，就剩下滕代远了。
可这个名字，还是让中央的领导们犯了难。滕代远当时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副校长，还兼着中央军委的一些职务，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
他是个老革命，1924年就入了党，1928年跟彭总一起发动平江起义，创建了红五军。那时候，彭总是军长，滕代远是党代表，两人带着部队在湘鄂赣边区打游击，好几次被敌人包围，都是靠着互相掩护才突围出来。
在井冈山会师后，两人又一起跟着毛主席、朱老总闹革命，从红五军到红一方面军，搭档了好几年。这种在枪林弹雨里结下的交情，比亲兄弟还亲。
让滕代远去前线，等于从毛主席手里“挖人”。延安那边也离不开他，抗大要培养干部，军委的很多工作都需要他协调。
可看着华北前线的紧急电报，看着彭总日渐憔悴的样子，毛主席最终还是拍了板：
“彭总那边更需要人，让滕代远去。”
1942年8月，滕代远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从延安出发，一路跋山涉水，赶往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
他一到任，就知道自己接过的是个“烫手山芋”。左权留下的摊子不小，参谋制度要完善，情报网要重建，后勤补给要理顺。
滕代远没搞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先找了总部的参谋们挨个谈话，又把最近几个月的作战档案翻了个遍，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把工作捋顺了。
他太了解彭总了。彭总喜欢直来直去，最讨厌的就是拐弯抹角，所以滕代远汇报工作从来都是开门见山，先说问题，再说办法。彭总脾气上来的时候，他就像左权一样，安静地听着，等彭总气消了，再慢慢分析。
两人很快就找回了当年平江起义时的默契。
那时候，日军的“扫荡”越来越频繁，滕代远牵头搞了一套反“扫荡”的办法：坚壁清野，把粮食和物资藏起来；化整为零，让部队以小分队的形式跟日军周旋；建立情报站，把触角伸到日军的据点里。日军这边刚有动静，八路军总部就能收到消息，提前做好准备。
1944年，根据地遇到了严重的饥荒，战士们吃不饱饭，连枪都端不稳。滕代远和后勤部长杨立三一起，高出了一个“腾杨方案”，号召部队开荒种地，纺纱织布。他带头扛起锄头，跟战士们一起下地，还组织了防线比赛。
就靠着这个方案，八路军硬是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战士们都说：“有滕参谋长在，彭总又像以前那样有干劲了，咱们打仗也更有底了。”
可滕代远心里清楚，他从来没想着替代左权。他常常跟身边的人说：“左权同志是个好参谋长，我只是在替他完成没做完的工作。”
彭总也从来没忘记过左权。他亲自给左权写了碑志，8个字力透纸背：“壮志未成，遗恨太行。”后来，他还专门组织了暗杀小组，潜入日军据点，把杀害左权的凶手一一除掉，给老战友报了仇。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太行山，彭总和滕代远相拥而泣。他们带着部队收复失地，看着飘扬的红旗插在日军的据点上，想起了十字岭上的英魂。
左权的牺牲，是八路军永远的损失。他是黄埔骄子，是伏龙芝高材生，是彭总最得力的助手，他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太行山上。
而滕代远的到来，就像一道光，照亮了华北前线的至暗时刻。他和彭德怀的默契，不是凭空来的，是几十年枪林弹雨里磨出来的。这种默契，支撑着八路军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一步步走向胜利。
不管过去多少年，再提起这段历史，还是忍不住让人感慨：八路军能够打赢这场仗，靠的从来都不是某一个英雄，而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他们有的倒在了战场上，有的活了下来，继续为祖国和民族奋斗。他们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