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人说，看人得看相，一个人的长相，决定了他能走多远。
这话要是放在1924年的广州黄埔军校，那可是校长蒋介石的金科玉律。
可偏偏就有一个人，让这套理论彻底翻了车。
这位老兄，被校长当面下了个“难堪大任”的死判断，可几十年后，他胸前挂的，却是开国元帅的勋章。
这事儿，得从一个冷得能冻掉耳朵的冬天说起。
1926年，山西五台县，永安村。
大半夜的，寒风刮得像狼嚎。
一个瘦了吧唧的人影，裹着件破棉袄，哆哆嗦嗦地摸到一户人家门口，轻轻敲了敲门。
屋里的老太太吓了一跳，从门缝里一瞅，看清了门外那张脸，眼泪“刷”就下来了。
“儿啊，你可算回来了！”
门外站着的，是她离家两年的儿子，徐象谦。
后来，全中国都知道了他的另一个名字：徐向前。
可这会儿的他，跟元帅八竿子打不着。
他是个逃兵。
一个刚从军阀混战的死人堆里爬出来，心都凉透了的逃兵。
两年前，也就是1924年，徐向前还不是这副狼狈样。
那时候，他是个小学老师，在山西的土坷垃里教孩子们念书。
可外面的世界太乱了，国将不国，他一个热血青年，哪能在教室里坐得住？
一咬牙，辞了职，揣着几块大洋就奔了广州。
他要去的地方，是当时所有想干一番事业的年轻人的梦想之地——黄埔军校。
考试不含糊，上海初试，广州复试，他凭着真本事考进了一期。
进了校门才发现，这地方跟他想的不太一样。
校长蒋介石，特别讲究个派头和老乡关系。
轮到接见徐向前的时候，蒋校长那眉头就没松开过。
也难怪，站在他跟前的徐向前，瘦得跟个豆芽菜似的，看着有点木讷，不爱说话。
蒋介石问一句，他答一句，还带着一口谁也听不大懂的山西五台话。
蒋介石自己是浙江人，听惯了吴侬软语，再听这硬邦邦的北方土话，简直是折磨。
没说几句，就把他打发了。
回头就跟身边人嘀咕：“这个徐象谦，怎么混进来的？
瞧他那样子，能带兵打仗？
纯属浪费一个名额，成不了大器。”
校长的这句话，就像一块石头压在徐向前心上。
他没地方诉苦，也不屑于去拉关系、拍马屁。
怎么办？
学呗。
别人在交际应酬，他在啃书本；别人在花前月下，他在训练场上练瞄准。
步兵怎么冲锋，机枪怎么架，地图怎么看，他学得比谁都用心，每次考试都拔尖，同学们私下里都服他。
可学习好，顶不住校长看不上你。
1925年，仗打起来了，他跟着部队参加了东征，也算见了血。
仗打完，他和几个山西老乡合计，想去北方的冯玉祥部队里碰碰运气。
报告打上去，蒋介石大笔一挥，批了。
后来徐帅自个儿回忆，说蒋介石那是想往冯玉祥的队伍里掺沙子，安插自己的人。
可当时在徐向前感觉，这就是校长巴不得他赶紧走，眼不见心不烦。
北方的天，比广州冷多了，人心也一样。
他去的那个国民二军，就是个大杂烩，没等站稳脚跟，就被别的军阀给打垮了。
从保定一路败退，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到兵，乱成一锅粥。
徐向前和几个老乡一看，这还打个什么劲？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回家！
这一路，从死人堆里逃出来，脚上磨的泡一个接一个。
回到永安村，推开家门，老娘抱着他哭得死去活来，转身就去烧香，感谢老天爷保佑。
可家里的光景，让他心里更不是滋味。
老爹一把年纪了，为了糊口还在外面当教书先生。
地里去年收成不好，一家人吃饭都紧巴巴的。
他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的高材生，出去闯荡了一圈，最后成了个败军之将，灰溜溜地跑回家啃老。
躺在老家的土炕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徐向前翻来覆去睡不着。
这条路，到底走错在哪了？
要不，干脆就在家待着，教教书，种种地，不问世事了。
那段时间，他和一块儿逃回来的几个老乡，白天都不敢出门，怕被人告密，说他们是逃兵，让本地的军阀给抓了去。
只能等到半夜，才偷偷摸摸地凑到一起，商量个出路。
他去找一个当过军需官的老乡，一推门，那哥们儿正蜷在被窝里发抖，打仗给吓破了胆，话都说不利索了。
再去找别人，大伙儿的回答都一样：不干了，说啥也不当兵了，那不是人过的日子！
战友们心灰意冷，家里的热炕头又这么暖和。
徐向前的决心，一天比一天动摇。
可就在这时候，他从旧报纸上看到了南方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
那隆隆的炮声，好像隔着几千里地，敲在了他的心坎上。
他心里那股不甘心的火苗子，又“腾”地一下烧起来了。
“我就一个人走了。”
几十年后，他在回忆录里就写了这么平淡的六个字。
但这六个字背后，是一个年轻人跟安稳日子的彻底告别。
他没跟家里人多说，揣上几块钱，又一次离开了家。
这一次，他没去投奔北方的任何一个军阀，绕道天津、上海，目标直指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
1926年底的武汉，那叫一个热闹。
满大街都是扛着枪的兵，贴着标语的墙，还有慷慨激昂的演说家。
这里是革命的漩涡中心。
徐向前在这里，像是鱼儿回到了水里。
他找到了蒋先云这些黄埔的老同学，当年的同学，现在都已经是革命军里的硬角色了。
在武汉，没人管他长得是胖是瘦，说话是南腔还是北调。
大家看重的，是他黄埔一期的金字招牌，是他真刀真枪在北方战场上滚过的经验。
他的本事，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很快，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少校队长。
这所学校，就是“第二黄埔”。
有意思的是，这分校的名誉校长，还是蒋介石。
但说了算的，是一帮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
从一个被校长断言“难堪大任”的边缘学生，到一个手下管着一个队的少校军官，他只用了一年。
在武汉，他当教官，带学生，领着不菲的薪水。
他这个出了名的“铁公鸡”，也开始大方起来。
老乡、同学一凑过来起哄：“队长，请客！”
他总是咧嘴一笑，用那口山西话说：“好嘛，好嘛，我请！”
饭桌上，大家谈论的，不再是哪个军阀地盘大，哪个官位油水多，而是中国的将来到底该咋走。
跟蒋先云这些共产党人聊得越多，徐向前心里越亮堂。
他终于想明白了，自己当初为啥要从五台山的小村子跑出来，为啥在兵败之后还要再跑出来。
他要找的，就是这条能让穷人过上好日子的路。
1927年，就在武汉，徐向前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也就在这座城市，他认识了武汉分校女生队的一个学员，一个叫黄杰的姑娘。
这个姑娘，后来成了陪他走完一生的伴侣。
大革命的浪潮来得快，去得也快。
武汉的激昂岁月没持续多久，蒋介石就和共产党翻了脸，到处都是血雨腥风。
徐向前刚刚找到的方向和归宿，转眼就成了最危险的身份。
他从一个被国民党“抛弃”的黄埔生，变成了一个被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人。
他的下一次征途，不再是去军校报到，也不是去部队任职，而是提着脑袋，走向了更加广阔，也更加凶险的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