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苏联赤塔的一间囚室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一位苏联军医正拿着尺子,对着眼前战俘那双细长得诡异的手指反复测量。

战俘吓得脸色惨白,全身都在抖,以为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马上就要被拉出去“处理”掉。

但他不知道,这双像蜘蛛脚一样的畸形手指,背后可能藏着爱新觉罗家族百年的基因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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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他想不到的是,为了保住这条命,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将上演一出向斯大林疯狂写信、甚至请求加入苏联共产党的荒诞剧码。

这个人,就是刚从伪满洲国“皇帝”宝座上摔下来的溥仪。

那时候的沈阳机场,简直乱成了一锅粥。

溥仪本来打算带着细软跑路去日本,结果飞机没等来,等来了苏联红军的冲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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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当苏联大兵冲进候机厅的时候,溥仪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反抗,也不是自杀殉国,而是特别熟练地举起了双手。

那动作,快得让人心疼,又觉得好笑。

就在那一瞬间,大清的“真龙天子”,彻底变成了一个代号“981”的阶下囚。

到了苏联,溥仪被关在赤塔的莫洛科夫卡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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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坐牢,其实待遇真不错。

斯大林心里那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这可是个活着的政治筹码,绝对不能弄死。

所以,溥仪过上了“元首级”的战俘生活:一天四顿饭,有俄式大面包、黄油,下午还有茶点,甚至连他带去的随从都能继续伺候他。

就在这种混吃等死的日子里,苏联军医给他做了一次全面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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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查不要紧,医生发现这人毛病真不少:高度近视、严重的肩周炎,最吓人的是他的骨骼——四肢细长,特别是手指,关节还能反向弯曲。

这种特征在医学上高度疑似“马凡氏综合征”。

这种遗传病通常伴随着心血管异常,历史上很多得这病的人,性格都敏感多疑。

大清王朝到了最后一代,不仅政治基因衰竭,连统治者的生物基因都充满了病态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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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溥仪当时压根顾不上手指头长不长,他满脑子只有一件事:千万别把我送回中国。

为了能赖在苏联不走,溥仪那是把“求生欲”发挥到了极致,连脸都不要了。

他知道自己在国人眼里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一旦回去,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估计都得找他算账。

于是,他开始了一波让人看了直摇头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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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招是“撒币”。

溥仪逃跑的时候带了两只沉甸甸的大皮箱,里面全是故宫里顺出来的顶级国宝和金银珠宝。

为了讨好苏联看守,他像个散财童子,今天送个金表,明天送串珍珠。

最离谱的是,他听说苏联战后经济困难,竟然主动要把这批价值连城的宝贝“捐献”给苏联,想换个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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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呢,东西是收了,就像石头扔进大海里,连个响声都没听见。

钱花了没效果,溥仪又使出了第二招:“表忠心”。

他给斯大林写信,那一封接一封的,词儿用得肉麻死了。

他夸苏联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甚至在1946年的一封信里,竟然提出要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还请求允许他长期住在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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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竟然要申请加入共产党,这种巨大的反差和荒谬感,恐怕连最敢编的编剧都不敢这么写。

当然了,苏联那边对他这种要求基本就是“已读不回”,斯大林虽然需要筹码,但也不傻,收个废帝当同志?

开什么玩笑。

这种心理上的扭曲,在1946年8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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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为了给日本定罪,把溥仪拉到东京当证人。

这连续8天的出庭,绝对是溥仪人生中演技的“高光时刻”。

他在法庭上哭得那叫一个惨,控诉日本人的暴行,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完全没有自由、被日本人拿枪顶着脑门做事的无辜傀儡。

当被问到某些敏感决策时,他激动得拍桌子,那副义愤填膺的样子,把好多外国法官都给忽悠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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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咱们心里都清楚,虽然日本人确实控制了他,但溥仪为了复辟大清,主动配合、甚至巴结日本人的事儿也是铁板钉钉的。

他在法庭上的咆哮,一半是发泄压抑多年的怨气,另一半纯粹就是为了甩锅保命。

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

1950年,随着新中国成立,中苏关系升温,斯大林决定把这份“大礼”送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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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要被引渡回国的消息,溥仪彻底崩溃了。

在回国的列车上,他整个人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甚至一度还要去抢法警的枪试图自杀,因为他认定,火车只要一过国境线,等待他的就是一颗枪子儿。

但他又一次猜错了。

当火车停在抚顺,迎接他的不是刑场,而是热腾腾的饭菜和战犯管理所的“改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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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苏联的五年是溥仪在惊恐中戴着面具苟活,那么抚顺的十年,才是他真正“脱胎换骨”的开始。

在这里,没人关心他的手指是不是马凡氏综合征,也没人稀罕他的珠宝。

他得学会自己系扣子、自己洗衣服、自己倒马桶。

这些对普通人来说三岁就会的事儿,对于做过三次皇帝的溥仪来说,比登天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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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细节特别戳人。

刚开始劳动改造那会儿,溥仪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被狱友笑话。

但几年后,当他第一次用那双被苏联医生断定为“畸形”的细长双手,笨拙地种出一片番茄,并亲手摘下来送到食堂的时候,他脸上露出的笑容,比当年登基大典时要真实多了。

那双曾经只握过权杖、捧过珠宝乞怜的手,最终却握紧了锄头,在泥土里找到了做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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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溥仪获得特赦。

从那一刻起,历史上少了一个“宣统皇帝”,多了一个北京植物园的“花匠溥仪”。

回过头看溥仪在苏联的那段日子,咱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威严的君主,而是一个被时代巨浪拍打得晕头转向、为了活命不惜抛弃尊严的可怜虫。

这或许是历史给他开的最大的玩笑,也是给他最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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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溥仪来说,不做皇帝的日子,才算是真正活成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