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冬天,北京的风刮在脸上生疼。

但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和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办公大楼里,空气却燥热得让人透不过气。

著名导演成荫坐在办公桌后,手里的烟一根接一根。

面前的烟灰缸早就满了,像一座小坟包。

他在愁,愁一部片子,更愁一个人。

01

这部片子叫《西安事变》。

这可不是一部普通的娱乐片,这是为了纪念西安事变爆发45周年,上面直接下达的“硬任务”。

要是拍砸了,没法向历史交代,更没法向老百姓交代。

剧本已经磨了好几稿,张学良有人演了,杨虎城有人演了,就连周恩来的特型演员也有了眉目。唯独那个最核心、最棘手的人物蒋介石,至今还没有丝毫头绪。

在1980年之前,中国银幕上的蒋介石是什么样?

大多是漫画式的、脸谱化的。

要么是缩着脖子、举着手杖歇斯底里地乱叫,要么就是阴阳怪气、满脸奸相的小丑。

那时候的电影,好人坏人写在脸上,观众一眼就能分出来。

但成荫这一次不答应。

他在导演会上拍了桌子:“这一回,我们不是拍小人书,我们是拍正剧!

我们要还原那段历史。

蒋介石是反动派,这没错,但他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国统帅,是能在那个年代搅弄风云的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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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他演成个傻瓜,那跟傻瓜斗了那么多年的我们成了什么?”

导演的话掷地有声,标准一下子就立起来了:不要脸谱,要神似,更要形似。

这一下,选角导演跑断了腿。

搜寻网从北京撒到上海,从长春撒到广州。

全国各大话剧团、文工团的“蒋介石”们,如同过江之鲫,一拨接一拨地来试镜。

结果呢?成荫看一个,摇头一个。

“这个不行,个子太矮,没有统帅的气场。”

“那个也不行,太胖了,蒋介石那个时候瘦得像根竹竿。”

“这个外形倒是有点意思,可一张嘴全是京片子,哪有一点奉化人的味道?”

最让剧组头疼的是,演惯了“坏蛋”的老演员们,身上总带着一股子洗不掉的“贼气”。

那种猥琐劲儿,演个特务队长还行,演蒋介石?撑不起那身黑大氅。

甚至连当时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都对这个角色动过心。

赵丹的演技没得说,那是宗师级别的,但成荫权衡再三,还是觉得不合适。

一是年龄偏大,二是赵丹的名气太大了,观众看电影时,会觉得那是“赵丹在演蒋介石”,而不是“那就是蒋介石”。

时间一天天过去,开机的日子步步紧逼。

在那段时间里,成荫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全中国男演员的照片。

他每天拿着放大镜,在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里寻找着那种特殊的特质,那种集威严、多疑、独裁与神经质于一身的复杂气质。

“难道全中国这么大,就找不出这一颗脑袋?”

成荫把手里的一摞照片重重地摔在桌子上,长叹了一口气。

就在整个剧组几乎陷入绝望,甚至打算降低标准、凑合找个特型演员化妆顶替的时候,一张不起眼的黑白照片,混在一堆加急信件里,从遥远的西南边陲贵州,寄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传达室。

寄信人并不抱太大希望,收信人也没当回事。

谁也没想到,就是这张薄薄的照片,即将掀起一场足以载入中国电影史的巨大波澜。

02

那封信是被一位老熟人推荐来的。

推荐人是北影厂的著名导演钱江,他和成荫是老交情。

他在信里说得很客气,大意是:贵州省话剧团正在排演话剧《西安事变》,演蒋介石的那个演员,叫孙飞虎,你们不妨看一看。

“孙飞虎?”

成荫念叨着这个陌生的名字,脑海里搜寻不到半点印象。

这不奇怪,那年孙飞虎已经四十岁了,还是贵州省话剧团里一个普普通通的演员。

孙飞虎的履历虽然光鲜,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高材生,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但毕业后分配到了大西南,一待就是十几年。

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远离北京、上海这样的文化中心,就意味着远离了名利场。

四十岁的男演员,如果还没混出个名堂,这辈子大概率也就是演演配角,最后领退休金回家抱孙子了。

成荫抽出了夹在信里的那张黑白剧照。

办公室里的空气突然安静了几秒,随后,几声压抑不住的嗤笑声从选角导演和副导演嘴里漏了出来。

“这也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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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怪大家笑。

照片上的孙飞虎,长得太“好”了。

他有一张标准的“国字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毛浓密,眼神端正。

这副长相,在那时候的银幕上,那是标准的“工农兵”形象,演个地下党书记,或者演个解放军团长,那是不用化妆往那儿一站就成立的。

可现在要找的是谁?是蒋介石啊!

历史上真实的蒋介石是什么样?那是典型的“甲字脸”。

发际线很高,额头宽阔,但颧骨突兀,两腮深陷,下巴尖削。

特别是到了西安事变那个时期,蒋介石因为背痛和时局焦虑,整个人消瘦干练,透着一股子阴沉和神经质。

拿孙飞虎这张“国泰民安”的脸,去演那个“独裁者”,简直是南辕北辙。

“这哪是蒋介石啊,”一位副导演半开玩笑地指着照片,“这模样倒是有点像蒋经国,胖乎乎的。”

“我看钱江导演是跟咱们开玩笑呢,退回去吧。”有人建议。

照片被推到了桌边,眼看就要像之前那几百张照片一样,被扔进废纸篓。

“慢着。”

一直沉默不语的成荫突然伸出手,按住了那张照片。

他从抽屉里摸出老花镜戴上,又拿起了那个不离手的放大镜,对着照片仔仔细细地端详起来。

他的目光没有停留在孙飞虎那宽大的下巴上,而是死死盯住了孙飞虎的眼睛。

在那张静态的黑白照片里,孙飞虎微微侧着头,眼神并没有看向镜头,而是看着虚空中的某一点。

那眼神里没有那个年代演员惯有的“高大全”式的坚定,反而流露出一丝难以名状的焦虑、猜忌,甚至是一种身为大人物却无法掌控局面的孤独感。

成荫的心头猛地跳了一下。

这不就是他苦苦寻找的“魂”吗?

那个年代的演员,因为受样板戏影响,演戏容易起范儿,瞪眼、握拳、挺胸。

但蒋介石不是那样的人,他是一个深沉的政客,他的戏全在心里,全在眼神里。

“形似这东西,有时候是皮毛;神似,才是骨血。”

成荫放下了放大镜,抬起头环视众人,语气异常坚定,“这双眼睛有戏,我不看他的下巴,我就看这双眼,他把蒋介石那种多疑和阴鸷演出来了。”

大家面面相觑,虽然心里还在犯嘀咕,脸型差得实在太远了,但既然总导演发了话,谁也不好再反驳。

“发函。”成荫拍了板,“把这只‘老虎’从贵州给我调到西安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几天后,一封盖着“西安电影制片厂”鲜红印章的加急公函,跨越万水千山,送到了贵阳。

03

孙飞虎到了西安。

那是1981年的初春,乍暖还寒。

孙飞虎提着一个半旧的人造革皮箱,风尘仆仆地站在了西影厂招待所的门口。

他是带着满腔的热血来的,甚至在火车上,他还一遍遍地默背着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台词,揣摩着那种“领袖”的拿捏。

可当他真正走进剧组的会议室,面对着成荫导演和一众主创人员时,空气里的温度仿佛瞬间降到了冰点。

所谓的“见光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照片毕竟是平面的,可以找角度,可以打侧光,甚至可以通过冲洗技术来修饰。

但活生生站在眼前的人,是藏不住拙的。

眼前的孙飞虎,比照片上看着还要壮实。

因为在贵州生活多年,饮食习惯加上人到中年发福,他的脸盘显得格外宽大,腮帮子上还挂着肉。

他穿着一身当时流行的中山装,看着倒是挺精神,可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来汇报工作的机关干部,哪怕是像个厨师,都不像那位消瘦阴沉的蒋委员长。

会议室里出现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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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对那张照片寄予厚望的成荫,眉头也不自觉地锁了起来。

他礼貌性地站起身,和孙飞虎握了握手:“孙飞虎同志,一路辛苦了。”

手掌干燥、有力,但语气里那种淡淡的疏离感,敏感的孙飞虎一下子就捕捉到了。

“成导好,各位老师好。”孙飞虎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沉稳,但心跳已经快到了嗓子眼。

他用余光扫过周围。

那些副导演、剧务、美工,一个个都在打量他。那种目光,不像是在看一个未来的主演,倒像是在看一个走错片场的笑话。

不知是谁,在角落里压低声音嘀咕了一句:“哎呦,这脸圆的,这是要把蒋介石演成弥勒佛吗?”

虽然声音很小,但在这死寂的房间里,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了孙飞虎的耳朵里。

他的脸“腾”地一下红了,那种羞耻感像火烧一样蔓延全身。

成荫没有批评那个多嘴的人,只是转过头,甚至没有多寒暄几句,便淡淡地说道:“行了,刚下火车也累了,先去招待所住下吧。明天上午来试妆,试戏。”

没有热情的欢迎宴,没有对角色的深入探讨,甚至连一杯热茶都没喝完,这次见面就草草收场了。

孙飞虎走出办公楼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被戳破的气球。

那天晚上,西影厂招待所那间简陋的客房里,灯光昏黄。

孙飞虎把皮箱扔在床上,甚至没心思打开。他走到房间那面斑驳的镜子前,双手撑着洗脸台,死死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里那个男人,有着宽阔的前额,饱满的脸颊,下巴方方正正。

这是一张在生活中会被人夸赞“有福气”、“一脸正气”的脸。

可此刻,孙飞虎恨透了这张脸。

“怎么就这么宽呢?怎么就这么多肉呢?”

他伸出手,用力地挤压自己的两腮,试图把脸挤得瘦一点、长一点,学着照片里蒋介石的样子,眯起眼睛,抿起嘴唇。

可一旦手松开,那顽固的皮肉又弹了回去。

镜子里依然是那个憨厚的孙飞虎,那个演了十几年配角、好不容易抓住一根稻草却发现是烂绳子的孙飞虎。

窗外,西安城的夜风呼啸而过。

孙飞虎知道,明天上午的试戏,是他最后的机会,也是唯一的机会。如果演不好,或者仅仅是因为这张脸而被判死刑,他就只能灰溜溜地买张硬座票回贵阳,继续在他的舞台角落里度过余生。

他不甘心。

“老天爷给了我演这个角色的心,为什么不给我演这个角色的脸?”

04

第二天上午,西影厂的排练厅里气氛凝重。

几盏聚光灯打在场地中央,把那里照得雪亮。

光圈之外,坐着导演成荫、摄影师、还有那位令所有演员都敬畏三分的化妆师王希钟。

孙飞虎走进了光圈。

他没化妆,依然穿着那身略显臃肿的中山装。

在强光的照射下,他那张宽大的国字脸显得更加扁平,毫无立体感。

台下甚至有人轻轻叹了口气,似乎已经预见了结局。

“开始吧。”成荫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听不出悲喜。

孙飞虎深吸了一口气。

这一刻,他闭上了眼睛。当他再次睁开时,那个憨厚谦卑的贵州演员不见了。

他并没有急着说话,而是先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不是那种舒服的靠坐,而是只坐椅子的前三分之一,腰杆挺得笔直,像一根紧绷的钢条。

这是行伍出身的蒋介石最典型的坐姿,时刻准备着暴起伤人。

紧接着,他开口了。

“娘希匹!张汉卿他在搞什么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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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嗓子出来,台下原本漫不经心的人,后背猛地一僵。

那不是普通的普通话,那是带着浓重浙江奉化溪口口音的“官话”。

那种尖细、急促,带着一种特有的韵律感和神经质的语调,简直像是在放当年的新闻纪录片。

孙飞虎是上海人,上海话和宁波话本就相近,再加上他没日没夜的模仿,此刻他的语言天赋彻底爆发了。

他站起身,拄着那根道具拐杖,在舞台上来回踱步。

他的步频很快,却又有些僵硬;他的眼神不再端正平和,而是变得飘忽不定,时而凶狠地盯着虚空,时而警惕地回头张望。

在那几分钟里,他演出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夕那种众叛亲离的焦虑,那种身为领袖却无法掌控局面的狂躁。

“好!”

表演一结束,成荫导演忍不住叫了一声好,带头鼓起了掌。

“这味儿对了!这就是我要的那个劲儿!”成荫激动得站了起来,他看向孙飞虎的目光里重新燃起了希望,“小孙,你的戏,绝了!”

孙飞虎站在台上,被掌声包围,心里那块大石头刚要落地。

然而,一个冷静得近乎冷酷的声音,像一盆冰水,瞬间浇灭了现场的热度。

“戏是不错,但这脸,没法弄。”

说话的人正是王希钟。

这位中国电影化妆界的泰斗,慢慢地走到孙飞虎面前。他没有被刚才的表演冲昏头脑,他是技术权威,他只相信骨骼和线条。

王希钟伸出手,像医生检查病人一样,捏了捏孙飞虎的下巴,又摸了摸他的颧骨,最后遗憾地摇了摇头。

“成导,各位,咱们是在拍电影,大银幕是要把人的脸放大几百倍的。”王希钟转过身,指着孙飞虎的脸,毫不留情地分析道,“蒋介石是什么脸?那是典型的‘骷髅相’,高颧骨,尖下巴,眼窝深陷。

孙飞虎同志呢?他是大方脸,下巴宽,腮帮子全是肉。

这是骨头的问题,咱们化妆是能贴假皮,能打阴影,但没法把骨头削掉啊!”

成荫急了:“老王,你是大师,就不能想想办法?这戏这么好,换了太可惜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王希钟叹了口气,又指了指孙飞虎头顶那头乌黑浓密的头发,“还有这头发。

蒋介石是光头,或者说是那种极短的寸头。

孙同志这头发这么厚,要想演,就得戴假发套。

现在的假发套技术,边缘线很难处理,一拍特写就穿帮。

而且戴上发套,本来就大的脑袋显得更大了,到时候在银幕上看着就是一个大头娃娃,观众看了会笑场的。”

王希钟的话,句句在理,字字诛心。

这是一个纯技术的死结。

演技再好,那是灵魂的事;可电影首先是视觉艺术,如果外形不像,观众第一眼出戏了,演得再好也是白搭。

会议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刚才还为孙飞虎鼓掌的人,现在都低下头不说话了。

成荫导演坐回椅子上,眉头紧锁,手里的烟又要点着了。

孙飞虎站在原地,像个被剥光了衣服示众的囚犯。

刚才那点兴奋劲儿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他在与自己的骨头对抗,在与生理结构对抗。、

“那个……孙飞虎同志,”选角导演小心翼翼地开口打破了沉默,语气里带着几分同情,“要不,你先回招待所休息?我们……再商量商量。”

这话里的潜台词谁都听得懂:你可以走了,我们要讨论换人了。

孙飞虎看着周围那些避开他目光的人,看着一脸无奈的成荫,看着判了他“死刑”的王希钟。他不怪他们,他们是为了艺术负责。

但他恨啊。

恨这该死的机会就在手边,却因为这一身皮囊要溜走了。

真的就这样算了吗?收拾行李,买张站票,回贵州继续演路人甲?

不。

一股从未有过的狠劲,突然从孙飞虎的丹田直冲天灵盖。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在即将沉底的一刹那,突然看到了水面上的一根稻草。

既然这是个死局,那就把桌子掀了!

05

会议室里,选角导演已经开始整理桌上的文件,有人甚至起身准备去食堂打饭了。

孙飞虎还站在原地,没人赶他,但这种无视比赶他走更难受。

“王老师,成导。”

孙飞虎突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透着一股子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寒气。

大家停下了手里的动作,诧异地看着他。

“如果我也剃成光头呢?如果我也瘦成骷髅呢?”孙飞虎死死盯着王希钟,“是不是就能演了?”

王希钟愣了一下,随即苦笑着摆摆手:“小孙啊,这不是头发的事。

刚才我不说了吗,是骨头的事。就算你把头发剃得精光,你那腮帮子还是鼓的,那是肉,是骨架,变不了的。别折腾了,回去吧。”

“不试怎么知道变不了?”孙飞虎往前逼近了一步,眼神里透出一股令人心悸的执拗,“给我半个小时,就半个小时!”

说完,没等导演答应,他猛地转身,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一样冲出了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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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传来一阵唏嘘声。

有人摇摇头:“这人是不是受刺激了?想不开?”

只有成荫看着那个决绝的背影,若有所思地没说话,只是重新坐了下来,点燃了一根烟:“那就等等他。”

西影厂门外,街角的一家国营理发店。

正是中午饭点,店里没什么人。

理发师傅正靠在椅子上打盹,突然门帘被一把掀开,一阵冷风裹着一个壮汉闯了进来。

“师傅,剃头。”

师傅迷迷瞪瞪地站起来:“剪个什么式样?分头还是平头?”

孙飞虎坐在椅子上,看着镜子里那个让自己恨得牙痒痒的“胖子”,咬着牙吐出两个字:“光头,刮得干干净净,一根不留!”

“啥?”师傅手里的推子差点没拿稳,瞌睡瞬间吓醒了。

那是1981年,正是大家都留长发、烫卷发赶时髦的年代。

大小伙子剃光头?那只有两种人:刚从号子里出来的劳改犯,或者是得了重病的化疗病人。

“同志,你有啥想不开的?”师傅好心劝道。

“刮!”孙飞虎闭上了眼睛,只有这一个字。

师傅无奈,只能拿起推子和剃刀。随着一缕缕黑发落下,青白色的头皮逐渐显露出来。

然而,随着头发越来越少,理发师傅的手却越来越抖。

他发现,镜子里这个人的气质正在发生某种可怕的变化。

当最后一刀刮完,师傅拿起热毛巾给他擦头。

就在孙飞虎猛地睁开眼睛那一瞬间,理发师傅吓得往后连退了两步,手里的毛巾直接掉在了地上。

“同志……你……你这人有问题!”

师傅的声音都在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