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1月的北京，寒意陡增。中央办公厅值班人员拆开一封加急信，“请转邓副主席启”几个字极醒目。来信人自报姓名：牟宜之，身份是“劳改人员”。信里写得极恳切——身体欠佳、家人无依，但他更关心的却是“组织能否还我一个明白”。信纸泛黄，字迹却不摇晃，末尾用钢笔重重划下一句：“仍愿效力人民。”
值班员将信呈送上去。邓小平接信后，没有多说，仅一句：“务必给予照顾。”短短七字，却让牟宜之家中长年紧绷的神经瞬间松了一截。事情要追溯到二十年前，那位在战火中拼命的人，为何此时成了“劳改犯”？故事得从1938年那场千人阻车的风波说起。
当年春日，山东乐陵城南尘土飞扬，上万人堵住沈鸿烈座车，高喊“牟县长抗日无罪”。被护送的正是牟宜之。沈鸿烈因他与八路军来往，恼羞成怒欲将其押往省府，没想到民众宁卧尘埃也不让车过。进退维谷，沈鸿烈只能放人。一县之长能得万众护送，靠的不是花言巧语，而是一腔抗日决绝。
牟宜之1909年出生于山东日照，一腔热血源自少年目睹的列强欺辱。大学时代赴日本秋田采矿学院求学，他曾写诗“愤气填胸臆，誓扫倭奴腥”，张贴在旅社墙壁，差点被警署传讯。学成回国，先办报社抨击时弊，不久即辞职奔赴鲁西敌后。1937年底，他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自荐“愿往最险处”。组织看中他与国民党高层的亲戚关系，请他以乐陵县长身份开展秘密统战。
他干得干净利落：取缔烟土，公开斩首日本贩毒商；萧华率部进驻时，他倾其所有支援，被称“共军的老朋友”。国民党顽固派怎会放过？于是有了沈鸿烈挟持事件。事后，周恩来感叹：“多几个这样的县长，抗战胜算更大。”
1939年，他被调往重庆，再转延安学习，毛泽东与他长谈问及沦陷区民情，他对答如流。旋即派往冀鲁豫边区敌工部，与邓小平、卓琳同行夜行太行，路遇敌岗灯火如星，他轻声说：“越黑越好，老天帮忙。”夜行记被他写进回忆录，字句俭朴，却见当年情义。
1941年春，日军“铁壁扫荡”，牟宜之率百余警卫与数千日军鏖战山谷。炮火纷飞，他却站壕沿高声用日语骂阵，激得官兵士气大振，终突围成功。此后他专事敌工，三年策反伪军六千人，为胶东根据地补充新血。抗战胜利后，他随军入关，任辽东军区敌工部主任，解放战争中成功化解多起俘虏哗变。
新中国成立，牟宜之回鲁任济南市建设局长，治理黄河泛滥、规划桥隧，常穿旧棉衣深入工地，被百姓称“短褂局长”。可风云突变，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旋即发往齐齐哈尔劳改农场。多年冤屈中，他仍坚持读书写诗，把铁丝头磨成笔尖，半夜借煤油灯记下《夜闻雁》《雪葬松林》等百余首诗。有人劝他“写了也难见天日”，他摇头：“字在，心在。”
时间进入“文革”后期，牟宜之两任单位都已无人敢为其发声。他被迫住在厂区破库房，靠微薄口粮维生。身体染上顽疾，仍自己割柴生火。1974年秋，他咳血不止，恳请狱医寄信北京。那封求助信并未长篇累牍，只有寥寥千字，回顾战火青春，最后一句却是对党组织的信赖。
邓小平当时重返中央工作不久，手头积压公文成摞，可牟宜之的名字让他停笔良久。二人同赴太行的夜行岁月仍历历在目。批示飞回东北，省里很快安排专人赴场接人治疗。牟宜之终得保外，但已是满身病痛。1975年春，他带着介绍信回到济南，住进曾经亲手规划的老城区。从窗口望见黄河大堤，他喃喃道：“这回可以歇歇了。”同年六月，他突发脑血栓离世，享年六十六岁。
1979年，中央为他彻底平反。萧华等老战友提笔撰文《有功岂必书之碑》，文章登出时，许多老兵在边角写下批注，寄往部队连队传阅。2009年，《牟宜之诗》正式出版；2013年，日照家乡建成纪念馆，院墙上镌刻着他的诗句：“男儿生来事万里，国破焉能不尽瘁。”战史浩瀚，人们未必都记得他在山谷中怒吼的那声“打得真不准”，却知晓，这个名字配得上那纸泛黄的信与七字批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