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日，《告台湾同胞书》在北京公布。这份文件的语气与此前的“炮声”截然不同，呼吁用对话取代对抗。海峡对岸的蒋经国沉默良久，他必须拿出一份回应，却又不想轻易松口。摆在他面前的，是刚刚结束十年动荡并全力改革开放的大陆，也是父辈留下的“反攻复国”老算盘。
蒋经国此时57岁，继承父亲的遗产已近四年。台北“经济起飞”固然可喜，可他看见的更多是岛内市场狭小、外交处境日益窄化的隐忧。1980年春天，美国同北京正式建交，他心头一紧：华府不再为台湾提供旧日那样的安全保证，而北京则正在借改革之风，吸引全球资本。换言之，棋盘在变，他必须重新布局。
有意思的是，早在半个世纪前的莫斯科郊外，两位后来对弈的主角竟是同窗。1925年底，邓小平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年仅19岁。半年后，蒋经国带着“校长之子”光环报到，却剪掉了辫子，主动排队领苏式大头菜。夜里，几位中国学生在教堂前散步，“你真打算学马列？”年轻的邓抬头问。“学好本事再说。”蒋经国笑答。那时谁也料不到，两人未来会隔海对峙。
时光跳到1982年夏。台北通过秘密渠道递来一份意见书，标题写着“关于两岸政治谈判之原则”。核心一句话：大陆若能放弃共产主义，改行“三民主义”，统一可谈。蒋经国举出理由，说那是孙中山与蒋介石的遗愿，也是“民族复兴之必由”。字句客气，可条件直指北京制度根本。
文件送到人民大会堂，邓小平阅后只是皱眉。他请随行人员把文件放下，随口一句：“不切实际的事不要谈。”短短十三个字，定了基调。邓小平清楚，对大陆来说，“一国”是底线，“两制”可弹性，却绝无可能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制度。
为了避免僵局，北京决定让“第三方”先行探路。最终，目光落到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身上。李光耀俭朴却精明，与蒋经国早有交情，与邓小平又相互欣赏。1982年11月，他先飞台北，随手递上一张最新世界经济增长表，提醒蒋经国：“亚洲龙里，大陆体量最重，你若忽视它，台湾将孤单。”三周后，他抵达北京，把蒋经国的顾虑原原本本带到钓鱼台。李光耀来回跑了四趟，反复劝说，两岸氛围开始松动。
大陆这边也在做情感文章。1983年初，浙江奉化溪口的蒋氏祖坟悄然修缮，杂草被清理，青石小道重新铺平。当地干部只说一句：“这是同胞的祖坟，不可荒废。”信件很快飘到台北，蒋经国读后沉默良久，他向身边秘书低声道：“故乡没忘我。”那夜，灯光亮到凌晨。
同年秋天，邓小平在会见港澳人士时进一步阐述“一国两制”构想：国家统一，台湾可以保留军队、货币、法律，外事由中央统一。消息跨海后，蒋经国透过密使回复：“原则可议，细节需时。”虽然仍未公开松口，但态度已和三年前截然不同。
另一边，大陆告别闭关、引资如潮，沿海港口个个繁忙。蒋经国派情报人员暗访深圳、珠海，拿回来一摞照片：工地塔吊林立，外商穿梭，渔村变工厂。图片摊在办公桌上，他忍不住感叹：“真快。”改革的速度让他心生紧迫感，和平解决成为现实选择。
1987年6月，台湾宣布“解除戒严”。7月，行政当局进一步放宽政策，允许岛内居民赴大陆探亲。两岸隔绝三十八年的大门，终于开了一道缝。同年冬，一批台胞踏上广州黄花机场，场面哽咽。北京方面把这一步看作蒋经国对和平统一作出的关键动作。
遗憾的是，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病逝，终年78岁。消息传到北京，邓小平闻讯后沉吟许久，只说一句：“人走了，事还得做下去。”随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火速总结八项共识，提示对台工作要“继续、稳妥、耐心”。
蒋经国离世后，台湾政坛权力结构迅速调整。“李登辉时代”带来新的政治生态，两岸协调步伐明显放缓。1991年国民大会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对外宣称“终止动员戡乱”，却也在民意浪潮中酝酿新的“本土化”方向。北京一度寄望的制度性对话被迫中断，只剩民间交流勉力维系。
回头梳理这段谈判轨迹，可以看到几个关节点：1979年善意呼吁、1982年的“三民主义”条件、1983年“一国两制”雏形、1987年探亲开放。每一步都承载着双方的试探、迟疑与妥协，也写满了变局中人物的抉择。蒋经国的算盘与邓小平的坚持，最终没有交汇于正式和平协议，却为后来两岸往来奠定了基础。
若论个人情感，蒋经国对大陆的复杂心理或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而邓小平那句“不要谈不切实际的事”，则道破了国家意志与历史大势的底色。统一未竟，故事仍在继续。每当翻看那年留下的电文、备忘录与机密档案，人们才能真正体会，政治博弈之外，民族情感与现实利益交织的分量究竟有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