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前一周，北京城里到处是紧张排练的队伍。广场东侧，一批从各地抽调来的老红军干部在试穿新式军装。有人欣喜，也有人皱眉，因为尺码并不合身。站在一旁的女干部抬手理了理帽檐，衣袖却空荡荡垂在腕间，惹得旁人好奇。她笑着说自己只是来看热闹，缺的不是尺码，而是名分。这个人，正是二十多年前在井冈山扛过枪的曾志。
新中国成立时，曾志三十八岁。她在华北局妇委忙得脚不点地，却始终没有系统的军籍。与她同批入山的许多战友早已挂着少将、中将军衔，肩章闪亮。她自己却像游离在制度边缘的“老兵”，穿机关干部的灰布夹克，听到阅兵号角时总会下意识抬头，然后又把目光垂下。她说过一句颇带调侃的话：“看见绿军装，心里就痒。”
时间往前推二十一年。1928年冬天，井冈山黄竹坪密林深处，毛泽东把一张小方桌搬到屋檐下批文件。大雨如注，青年女干部曾志抱着一捆被雨点打湿的报表冲进来，气喘吁吁：“报告，统计全部做完！”毛泽东抬头笑道：“坐下一起躲雨吧。”随手递了一块油纸给她垫脚。这一句轻描淡写的关照，后来成了曾志提起最多的瞬间。她认定，这位“毛委员”既是领袖，更像长者。
井冈山时期的曾志已是“红小鬼”们口中的“姐姐”。24岁，她在红四军前委工运委员会兼妇女组做日常组织工作，常与贺子珍同屋。丈夫蔡协民任31团党代表，两口子聚少离多。长汀大捷后，蔡协民写情书劝她过来团部。贺子珍顺手翻到信，怕耽误军情，偷偷告诉了毛泽东。没想到毛泽东哈哈一笑：“协民也多情，你去见一面吧。”曾志笔直站着，脸涨得通红，却记住了这份体谅。
1930年夏天，中央苏区风雨飘摇。毛泽东被迫离开前委时，挑选了几名熟悉地方工作的干部同行，其中便有蔡协民与曾志。到闽西后，毛泽东病倒。谣言竟传到莫斯科，说他已不治身亡。曾志后来感慨，这场流言让她第一次意识到“领袖”二字背后的重量：连病都能改变斗争方向。病愈的毛泽东白天批文件，夜里琅琅读英语。曾志读过教会学校，听得直乐。毛泽东自嘲：“不中听？就当磨嚓嗓子。”
1932年厦门潜伏，环境恶劣到极点。蔡协民牺牲的消息像闷雷砸在她头顶。简单收拾烈士遗物后，她把泪水咽进肚子，随即转入地下交通线。七年白区斗争，暗无天日。1939年，延安窑洞灯火下，她与久别的毛泽东相对而坐，终归没忍住，把苦水全部倒出。“这些年怎么过？”毛泽东问。她鼻音嘶哑：“熬，硬熬。”毛泽东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以后别再走那么远的夜路。”
延安岁月短暂而温暖。陶铸来到延安，两人结合，并在1940年迎来女儿陶斯亮。曾志私下问毛泽东为何与贺子珍分手。毛泽东侧身看着烧得噼啪作响的炭火，缓缓交待因由。这一夜，无旁听者，无旁白，只有窑洞里的风声和偶尔落灰的火星。曾志后来回忆，那是她见过的毛泽东最忧伤的一面。
新中国开国后，戏剧性的分岔接连出现。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名单上没有曾志。毛泽东看后皱眉：“名单少了个人。”随即提笔写下“曾志”两字。文件流转得很快，第二天她便被通知参会。个中缘由后来才弄清：陶铸担心有人指责“任人唯亲”，硬把妻子划掉。毛泽东一句话，把她拉回政治舞台。她当面道谢，毛泽东摆手：“善马，总得有人骑。”似玩笑，却有深意。
进入七十年代，局势骤变。1971年后，曾志被安置到陕西临潼干休所。那是26医院里一片幽静的角落，枇杷树枝阴郁，午后偶有鸟声。女儿陶斯亮刚好调到该院，两母女总算团聚。只是组织关系散落在北京、广州、江西多地，不便管理。要想转入军队干休系统，按规定必须具备现役或离休军籍。曾志左思右想，提笔写信给毛泽东：“我是最早的女红军，现在却没军装，每年申请补发一套，方便归口管理。”言辞虽带抱怨，却更像晚辈向长辈撒娇。
信发出后，春山积雪渐融。1973年3月，北京中南海文件科快递来电：“主席批示，原则同意，如愿留西安，可就地安排，也可调回北京。”短短一句，干脆利落。干休所墙边的桃花那天刚好盛开，曾志拿着电报站在花前，沉默良久。同行护士问：“曾政委，高兴吗？”她笑了，声音却沙哑：“风大，花粉呛嗓子。”
最终，她还是选择回京。首都那套旧居重新开了门，壁橱里多了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冬常服。三枚金星一早被钉在肩章上，号码属于离休前辈。她并未常穿，只在集体活动时披上外衣，站姿与年轻时无二。熟识的人都知道，那身衣服对她而言不仅是制服，更是一张迟到了几十年的身份凭证。
1976年9月9日凌晨，曾志得知噩耗：毛泽东逝世。她赶到灵堂，扶栏默立良久，一言未发。有人低声问：“怨吗？”她摇头：“老人家操劳一生，何谈怨。”说完，这位曾经的“红军姐姐”微微鞠躬，转身走出菊花与松柏之间的长廊。
直到生命晚期，曾志仍习惯把那套军装挂在床头左侧。每逢阴雨，她会让护士拿出去晾一晾。有人笑她念旧，她却轻声回一句：“衣服有人给，我得替它透透气。”话不多，却透出几分倔强。毕竟，从1928年井冈山的油纸，到1973年批到的军装，她走了整整四十五年，这段路，值得好好晾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