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深夜，人民大会堂东侧的小书房里依旧灯火通明。桌上那册五十万字的灰皮《我的前半生》被翻到末页，毛主席合上书本，抬头对秘书说了一句：“这书写得不怎么样。”短短一句，为这位末代皇帝的忏悔录下了最简洁也最耐人琢磨的评语。
往前追溯，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动笔，是一九五四年秋。那年管理所号召坦白检讨，他听着隔壁屋杜聿明朗读《我的罪恶的前半生》，心里一动：自己也该写。他不会打字，便口述，由弟弟溥杰执笔，三年里凑出四十五万字初稿，纸张发黄，批注密密麻麻。写完的那天，他对值班干事说：“这辈子头一次写这么多字。”语气里带着难得的自豪。
稿件先被油印六十册，于一九五八年春送往政协、公安部、统战部。此时的溥仪仍是编号九八一的战犯，抬头看铁窗外的天，只盼能听到一句肯定。意外的是，不久后他收到通知：周总理批示要细读，随后分送中央领导。政界巨擘拿着自己写的悔罪书，这在过去的紫禁城岁月里是想都不敢想的场景。
主席第一次接触到油印本，大约是一九五九年初。那年，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示：改造战犯，贵在引导其自省，不在轻率处置。可当他翻阅这本自传时，却很快皱眉。“满纸自责，把所有脏水都往自己头上倒，反而把制度的罪责冲淡了。”这是他后来对身边人说的观点。毛主席要的不是一个无限度自轻自贱的溥仪，而是要让读者看见旧制度的荒谬逻辑。
同年十二月四日，抚顺礼堂宣布特赦。溥仪手捧“赦字零零一号”通知书愣住几秒，才双手接过。此举既因溥仪表现良好，也与最高层的宽恕政策紧密相关。几个月后，他搬进北京植物园职工宿舍，开始给花木浇水、记录温度湿度。有人揶揄：“堂堂皇帝当花匠。”溥仪却摇头：“能活着，能劳动，就不错了。”
一九六零年春，群众出版社奉命筹备正式出版。编辑李文达在香山与溥仪对照修改，“旧稿从头扒皮，许多情节需补史证。”最困难的是如何在忏悔和史实之间找到平衡点。溥仪一度烦躁：“我又不是史官，哪记得那么细？”李文达轻声回应：“可读者要准确的历史，不是简单认罪书。”对话不长，却道出了修订工作的艰辛。
两年反复，稿子从四十五万字扩展到约五十万字，分上中下三卷。一九六二年六月送交各部门征求意见。同年十一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史学家审读，提出两百多条修改建议：年号错置、人物关系模糊、地名沿革不清……一条条列在公函上。溥仪看得手心冒汗，却不得不承认自己旧稿疏漏太多。
一九六三年秋，定稿终于摆到毛主席案头。主席依旧细读，但批注不多，核心意见只有两点：其一，个人忏悔可以保留，却不能遮蔽制度之恶；其二，作者在改造中的积极一面无需拔高，以平实笔触记录便好。之后的那句“我觉得这本书写得不好”并非否定全部，而是提醒编者要警惕矫枉过正。
值得一提的是，同在一九六三年，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华时提及中国战犯改造模式。毛主席顺势谈起溥仪，说出那句评价的同时补充：“旧制度必然产生旧皇帝，这是客观。”语气平静，没有嘲讽，却有深意。把责任归于个人容易，让人洞见社会结构的弊病才真正不易。
一九六四年三月，北京与香港同步公开发行三十二开本《我的前半生》。首印两万册，旋即售罄。随后外文出版社推出英、法、俄等多语种版本，销往二十多个国家。外国读者好奇，一个被推翻的皇帝，为何能在新政权下保命、出版，甚至受到如此仔细的编辑？答案其实就在书外：新中国希望通过活样本展示制度更替与人的转变，而不是简单的惩罚与清算。
出版后，溥仪仍在植物园按时上下班，偶尔参加政协文史座谈。当别人问起主席评价时，他轻声说：“领袖的话我听进去了，书有缺点，以后修订。”言语里看不到昔日俯瞰众生的帝王口气。至于再版事宜，他从不多问，只关心花木和天气。
此后十余年，《我的前半生》经历多次重印，章节与注释日臻完善。毛主席那句“写得不好”反倒成为最大的推动力。没有这句批评，就没有后来层层打磨的定本；没有历时漫长的修订，也就难以呈现晚清终结与新中国开端间那条复杂而曲折的过渡线。溥仪在书中写自己的错，编辑在字里行间补旧制度的坑，这才让一部个人自传兼具了时代档案价值。
千头万绪的历史往往落脚在一纸书页、一声评语。当灯光熄灭，书房归于寂静，灰皮书被放回架上，却留给后来者一个别样的思考路径：个人命运、社会变革与文本修订，全都紧紧缠绕，谁也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