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仲夏深夜，北京西郊灯火稀疏。挂在中南海值班室墙上的挂钟刚刚指向一点，一通加急电话把总理周恩来唤出办公室。电话那头，毛主席只说了一句：“马上来，别惊动任何人。”
周恩来抵达后，两位领袖并肩步入书房。警卫员本能地跟进去，却被主席抬手挡在门外——“你们都到走廊等着。”厚重的门关上，屋里只剩两个人。四下寂静，连风吹树叶的沙沙声都清晰可闻。毛主席把几张地图摊在茶几上，不习惯的直截了当：“全国工业布局太靠东，万一核打击，我们无处可退。要立刻建一个藏在山腹里的大型核设施，挖得越深越好。”
当时，来自外部的压力像五根指头箍着中国的脖子。北面苏联炮声刚刚从珍宝岛的冰面隐去，远东军区仍磨刀霍霍；东南方向，美军基地沿太平洋弧线排开，空中侦察机日夜穿梭；印度在西南不时挑衅，东京则宣称要“走出战后阴影”；海峡对岸，蒋介石派特务渗透沿海。多重威胁之下，“三线”战略已提到国务院议程，但毛主席此刻提出的，却是更绝密、跨度更大的“816任务”。
第二天清晨，周恩来召集彭德怀、聂荣臻等人草拟代号文件。为了把选址痕迹降到最低，调查组拆分成三路，分别打着水利、地质、林业名义进云贵川。工程兵54师在列车上被反复叮嘱：“到地方以后，不许写日记，不许给家里报平安，连自己在哪儿都不要多想。”
云贵高原上的勘测持续十八个月。汽车翻过成片的喀斯特石林，轮胎磨秃一批又一批。测绘人员常常在零下温度里守着水准仪通宵，只为确认一条断层是否会影响洞口稳固。最终，目光锁定重庆涪陵白涛镇北面的金子山。千米崖壁像合拢的掌心，把洞体天然隐没。
1966年2月，工程正式破土。为了不引起注意，山脚小镇在地图上被抹去，邮政编号改成“4513”。60000名士兵、专家、技术工人分批进入，身份一律重编：医生叫“16号职员”，电焊工叫“32号技手”，连内部通信都不提姓名。整个洞区划出红、黄、蓝三级，持不同颜色胸牌才能穿越相应通道。工程兵私下戏称：“两道岗，三道锁，加上问不完的口令，自己都快成谜题了。”
金子山洞体长达二十公里，最大穹顶高七十米，可容纳一座十二层楼的厂房。每推进一米，就要先放几十公斤炸药，再用风钻扩孔，再架脚手架喷混凝土。爆破后粉尘浓得伸手不见五指，灯光打出去只剩昏黄一团。战士们在石屑中挥锤，耳边永远轰鸣。有人计算过，八年间仅钢钎就磨损近百万根。
日夜交替的三班倒让洞外另起一座“小城”。面粉厂、酱油坊、简易影院挤在狭窄谷地，每到周末便放映《英雄儿女》。然而这里最受欢迎的还是理发铺，因为顺着士兵头发缝隙往外流的白色粉尘，足以看出他又在哪个面朝岩壁的角落忙碌了十几个小时。
事故从未间断。顶板塌方时，砂石像瀑布倾下，现场一片漆黑，只听见指挥员嘶哑的喊声：“蹲下，护头！”八年里，共有七十二名年轻生命留在灰色洞腔。他们的遗像被锁进密封铁柜，家属得到的抚恤电报只写着“因公牺牲”。有人暗暗在钢轨上刻下牺牲者的姓氏，钢轨后来被铺进主厂房，永远陪伴工程。
与此同时，中国的核研发捷报频传。1966年9月，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精准命中罗布泊预定坐标；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升空；随后，“东风”洲际导弹多次实验成功。核威慑梯队逐渐完善，816的定位也在军事部门内部悄然调整——从必建转向备份。
1984年，中央军委批准停建。工程完成度约八成，耗资7.4亿元。留下来的，是巨大而空旷的洞室，和层层覆盖的绝密档案。上级要求所有参建者进行最终保密谈话：不得出国，不得与外国人通信；如被询问，只说在西南某农场劳动八年。对于大多数退伍兵来说，故乡黄昏的炊烟与洞壁回声之间隔着一段空白，他们缄默接受。
转折出现在2002年4月。国防科工委宣布对工程部分解密，洞门矗立三十余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一角。消息传到各地，老兵们陆续组团回访。金子山脚第一次响起喧闹声，灰白的岩壁映着褪色军装。李发立看着当年用双手敲出的隧道，喃喃自语：“没想到还能回来。”
旅游者只需几十元门票，就能在厚达两百米的山腹里走上一圈，听讲解员介绍光电铅门、“狗牙咬合”抗爆结构和冷战岁月的紧张暗流。然而真正懂得那些数字背后意义的人，往往只是静静抚摸石壁，指尖摩挲凹凸不平的炮钻痕，他们知道：这面墙另一侧，曾是一个年轻共和国最深的担忧，也是它最硬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