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30日清晨，北京前门火车站的站台被两行警卫清出一条通道。列车车门开启，人们并未迎来显赫将领，而是一位扎着麻花辫的16岁姑娘。衣服洗得发白，却掩不住她眼里的亮光。她叫马三姐，此行的目的，是完成一桩两年前就该履行的约定。
站台上负责迎接的中央工作人员悄声议论：“主席一直惦念的就是这个孩子。”伴随议论声，人们的目光落在那只包得鼓鼓的旧帆布袋——里面除了一件换洗衣裳，还有一封带红色印章的请柬。那封请柬原本写下的日期是1949年10月1日。
时钟往回拨至1949年4月20日晚八点，长江北岸无为县漆黑一片，只有火把与星光照亮渡口。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二十万大军在此集结，天一黑即将强渡长江。筹划多日的民船征集已完成，可临时拼出的“突击队”还缺水手。就在这时，13岁的马三姐牵着哥哥，硬是把家里唯一的渔船递了上去，嚷嚷着：“船给解放军用，咱们也去掌舵！”
孩子的冲劲感动了村民，却让部队政工干部犯难——战争不是儿戏，谁敢让个女孩去闯炮火？拦下、劝退、登记，再拦下，折腾了三次，马三姐仍在江滩蹲守。午夜枪炮响起，她趁间隙跳上自家船，握住竹篙，“我要送战士们过江，到南京抓蒋介石！”一句稚气的豪言，竟无人敢再劝。
船离北岸不足三百米，南岸江防炮位发现目标，霎时水柱冲天。木板被弹片削出缺口，火光中一股腥甜的焦糊味窜入鼻腔。前舱战士高声提醒：“低头！”马三姐却死死攥住舵柄，胳膊肘被子弹穿透，鲜血瞬间浸透棉袄。她只用布条往上一缠，继续推舵。四十分种后，船体擦着江边芦苇搁浅，30名战士跳进浅水，一路突击炸掉了第一座暗堡。天亮时，解放军已在浦镇集结，南京门户洞开。
战事结束，三野司令部为这位负伤少年的英雄事迹上报华东军区。文件最后一行写道：“该儿童表现无惧，建议记一等功。”六月批复到达无为县时，马三姐在河埠头缝补渔网。乡亲围着她拍手叫好，她却扯着嗓子说自己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事。
八月，中央人民政府筹备开国大典。名单里，除了将帅、劳模、民主人士，还插入一句——“安徽无为渡江一等功臣，女童马三姐”。请柬通过军邮送达，却在马家院子里被母亲拒绝：“娃才十四，哪走过这么远的路？”正忙秋捕的父亲一言不发地把请柬压在箱底。结果，10月1日下午，天安门城楼上独缺那抹少年身影。
庆典结束后，毛主席扫视嘉宾席，突然问：“那个小功臣怎么没来？”陪同人员手忙脚乱去查。得知孩子被家人拦在乡下，主席笑了笑：“还小，家里心疼也正常，莫怪。”但一句“以后有机会”就此记在他的备忘录里。
机会真的来了。1951年国庆前夕，无为县政府接到电报，要求护送“一等功臣马三姐”进京参加庆典并参观首都建设。这一回，县里派出民政科长全程陪同，马母也放了心。那趟津浦线的慢车摇了两昼夜，姑娘第一次见到窗外成片的田野向后疾退，也第一次听到站台广播里喊自己的名字。
10月1日上午，天安门广场礼炮齐鸣。检阅台下，戴上红领巾的马三姐不敢抬头看领袖，只听人群里有人低声提醒：“别紧张，主席一会儿见你。”下午，工作人员把她带进中南海丰泽园。推门那刻，毛主席已站起身，笑着问：“孩子，你就是马三姐？”“主席好！”她竟忘了疼痛的右臂隐隐抽着。
简单寒暄后，家常饭端上桌，几只小菜，一碗鱼汤。主席得知她尚无学籍档案、户口姓名仍写“马三姐”，略一沉吟：“我姓毛，你姓马，两姓合在一块如何？就叫马毛姐，好不好？”短短一句，给了乡下姑娘一个正式身份，也给了她后半生自豪的凭证。
离京那天，北京候车室里，科长打趣：“改名得改户口。”马毛姐抬起绷带下的胳膊，轻声回答：“胳膊上的疤，也算印章。”火车汽笛长鸣，她背对都市灯火，脸庞被车窗映得通红。
1952年秋，她进入合肥车站区麻纺厂当学徒，后来又到针织厂、帽厂。流水线噪声震耳，她总挑最累的挡车工种，同事问原因，她笑道：“江面上都过来了，车间算什么？”1960年代车站区扩张，她把调入省城的机会让给了年轻同事，自己留在原厂直至1990年退休。
退休后，马毛姐搬回老家，每逢黄昏，总有孩子围着她的轮椅听故事。她讲的最多的是那晚黑江里的爆闪炮火，讲那副血浸棉袄没来得及洗就被战士们剪下来珍藏。孩子们听得瞠目结舌，她却挥手：“那点事算不得本事，真正的本事，是把今天的日子守好。”
村口纪念碑上的铜字，经年累月仍闪着光：一等功臣马毛姐。一条小船的故事，就这样留在了长江，也留在了国家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