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暮冬，西安城外冷风凛冽，少帅张学良第六次把一份关于“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电报摔在书案上。身边幕僚惊讶他如此失态，却没人意识到，这股子急切不只缘于前线局势，更与三个素不相识的孩子紧紧相连。
1936年2月，上海公共租界。牧师打扮的董健吾挤在黄包车里，怀里揣着中央刚批回的密信。路旁法商巡捕来回盘查，他压低呢帽，暗自嘀咕：毛岸英兄弟若不尽快转移，万一暴露，后果不堪设想。就在这时，他收到宋庆龄新指示——孩子们的出路改向苏联。
先得搞定经费。董健吾想起年前在西安与张学良共同赏瓷的情景：少帅听他一席鉴宝点评，连声叫好，还说“他日必有回报”。此话是否可信，谁也没底，可眼下除了张学良，几乎找不到第二个既有资源又能保密的人。
2月下旬，大雪压塌了秦岭古道，西安到延安的公路中断。董健吾只得再冒险北上，与张学良面谈。那晚西安使馆区灯火稀疏，张学良按下留声机的唱针，轻声说：“你带来信物了吗？”董健吾递上一只宋代彩瓷小盏，暗号对上，才把三个孩子的底细一一道来。“其中两个姓毛，是毛委员的长子、次子。”张学良怔了片刻，抬手示意侍从退下，这才低声回应：“不必多言，费用我包。”
一张十万法郎的汇票当场写就，纸墨未干。张学良反复提醒：“上海局势混杂，最好让李杜名义护送，外界只当是旧东北军后裔。”他打算把李杜派往苏联，既为重整义勇军旧部，也能顺势掩护孩子们。
3月初，董健吾随飞机返沪。落地第一件事，他去霞飞路裁缝铺给三个孩子各配一只咖啡色皮箱，内层暗缝缝进不记名介绍信与几张苏法两地的火车票。毛岸英拿到新行李时，还不太明白自己即将踏上的旅程意味着什么，只轻声问：“叔叔，我们这是去读书吗？”董健吾点头，没敢多说一句。
办理护照的过程盘根错节。彼时，日本特务机关在上海租界设点严密查人，上海地下党安排杨承芳暗中护卫。为了混淆视听，毛岸英改称“马里奥”，毛岸青改称“彼得”，董寿祺则直接用真名。四本护照，四张不同籍贯，外人实难联想到一起。
7月，李杜的船票终于敲定。清晨的外滩雾色翻涌，汽笛声割破长空，董健吾最后一次叮嘱：“到了巴黎先住16区，再去苏联使馆。”李杜拍拍他肩膀：“放心，你那两位小朋友安全到莫斯科后，我自会拍电报。”
法属马赛码头迎接他们的是另一番周折。由于日本方面向苏方抗议，苏联领事馆迟迟压着签证。李杜无法，只好让孩子们在巴黎附近租屋学语言。那段日子，毛岸英一面恶补俄语，一面偷偷翻看父亲留下的《共产党宣言》小册子，日行十里散步至卢森堡公园成了他每日功课。
10月，巴黎街头已飘落梧桐黄叶，苏联方面突然松口。前线西安事变暗流涌动，斯大林关注中国局势，决定履行早年收容烈士遗孤的承诺。签证批复电报送到16区公寓时，孩子们正围坐炉旁背单词，李杜看完电文长舒一口气：“走，明天夜车去莫斯科。”
1937年初，莫斯科郊外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新添三名东方面孔。学籍登记册上，用俄文写着：马里奥·毛，彼得·毛，寿祺·董。院长对他们说：“在这里，只有国籍，没有出身。”从那天起，毛岸英日夜泡在图书馆，半年就能用俄语给延安《新中华报》投稿，顺带纠正编辑几处译名错误；毛岸青身体稍弱，却对电机课特别痴迷，动手拆装无线电收发器，比老师还熟练。
国内风云翻覆。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董健吾躲在法租界诊所给工人看病，夜深才伏案记录孩子们在苏联的点滴。每隔数月，康生或陈云会转来一张薄薄的通讯纸：毛岸英升入莫斯科东方大学预科，毛岸青暂留儿童院疗养。字句寥寥，却让远在上海的地下党同志压在心头的大石稍稍落下。
抗战全面爆发后，张学良被软禁，外界风声紧。有人揣测少帅资助毛泽东子女是“私相授受”，也有人说他念及东北义勇军的旧情顺便行善。张学良本人未作解释，只在给赵一荻的信里写下：“可惜明代青花落地，幸得三子海外成行，存此念而已。”
1945年，苏联红军攻入柏林，毛岸英作为苏军翻译随军抵前线。多年后他提到那段经历，说得最轻描淡写：“我只是做了一名普通战士该做的事。”其实，他在烈火与废墟中多次给中国远征军搜集德军空袭资料，这批情报都被辗转送回延安。
1960年夏，一架从北京起飞的军机降落上海虹桥。陈赓将军走下舷梯，直接来到静安区一幢旧洋房。木门打开，满头白发的董健吾站在门口，一时无言。陈赓先开口：“中央托我转达一句话——当年那三个孩子，都平安完成了使命。”屋内沉默良久，老墙钟表嘀嗒作响，两位老朋友相视一笑，似在为二十五年前那场秘密行动划下句点。
张学良资助的十万法郎早已化作历史烟尘，然而它为三个年轻生命争得的生机，却在战火中开花结果。这是命运奇诡的一幕，也是1936年中国革命地下网络最惊险却最温暖的章节，至今读来仍觉脉搏微跳，仿佛能看见外滩那艘远去的轮船和甲板上孩子们挥动的小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