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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底，拍卖会预展目录中出现了一张旧画，起拍价写着“八千八百万”，这幅画被列为名家合绘的《江南春，看到目录的那天，参与当年捐赠的庞易友一眼认出画面细节，赶到拍卖行核对图片后感到震惊，他们不明白一件当年捐出的珍贵画作怎么会出现在拍卖台上。
事情要往前一些，1959年，庞家把一批老画共137件交给南京的一家博物馆，这批藏品当时被列为捐赠入藏，官方档案记载了这些物件，如今这137件当中有些已经找不到了，档案上写明有5件没回到库房，江南春》就在其中。
回看1960年代的记录，馆里有一位院长把这幅画还有其他几件国宝级作品借出，留下的借条很简单，没有写借出的日期，也没有约定何时还回，没有写明手续由谁负责，也没有保证按时归还，经手人只记载为一个“老同志”，没有按照常规办理签批手续，也没有留下交接记录，只是口头约定十五天后归还，但物件两年后仍未归馆，此后便杳无音信。
院长多次催促，得到的答复总是含糊：有人说开会，有人说疗养，一直没交出来。后来有人举报院长“剽窃”、“作风问题”，调查拖了很久也没找到证据。1984年3月，这位61岁的院长在办公室结束了生命。九个月后，中央单位对案件进行了复查，作出了平反的决定，但人已经不在了。画作也没有追回，没有人担责。
多年后，那幅应该被馆藏的画出现在拍卖目录上，目录里没有说明画作的来源，没有完整的收藏链条。拍卖方没有说明画作是如何从博物馆流出的。博物馆方面面对媒体时，并没有说明调查的进展，而是指责当年捐赠人把画卖掉，暗示捐赠家庭靠卖画谋生。庞家被污名化了，真正把画从博物馆带出来送到拍卖行的人或单位
这件事不是个例。调查表明，在当时和之后的几年里，有些单位有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位高权重或有特殊身份的人，可以调走文物，不需要走正常手续。比如，文物拿走不用审批，没纸质记录，没电子记录，调动后也没人监督核对。这种漏洞出现在一家博物馆，提醒全国上千家中小型博物馆可能存在类似情况。近些年国内多地博物馆曝出内部人员偷盗文物、领导私自调走文物等问题，说明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
为了加强管理，国家在2023年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每一件文物都要建立单件档案，做到来源、流转全程留痕。文件提出了电子备案、双人监管、明确责任追究等要求。现实中很多基层单位把这些要求写进了规范里，但执行得很差。电子档案建没建好，留下的纸上的签名很多是应付差事，双人点验很多时候是一人点完，追责制度喊着“终身负责”，却没有落实办法和监督机制。
“老同志”一词在一些单位还是个通行证，为这些人免去很多手续。常见的做法是：借东西不打借条，做事不留档案，事后出了问题不追究责任，只看对方的级别。制度再好，仓库的钥匙和办公权限在少数人手里，也难以阻止这些人直接把藏品带走。档案不全、流程不清、监督不到位，造就了一个容易被利用的漏洞。
《江南春》在拍卖图录里没有完整来源，产权链条被割断，追溯起来不容易。档案的缺失让调查人员无法依靠书面证据锁定责任人，很多线索因为当年没有记录而中断。文物流失造成的后果，不只是一个作品走失这么简单，院长被逼到承受巨大的工作和个人压力，最终结束生命。捐赠者被怀疑是卖家，声誉受到损害。公众对博物馆这种公共机构的信任也因此受到侵蚀。
要解决问题，不能只是文件的堆积，管理措施要落到实处，能操作能检查才行，每件文物都要有清晰的电子档案，记载来源、借出、移交、修复的全过程，在关键环节实行双人点验制度，调拨和出入库都要有两人以上签字，责任追究要有实际可操作的条款，出现问题能追溯到人并执行相应惩罚，对“身份特殊”的人也要一视同仁，不能因职位或关系而放宽手续或省略监督，博物馆内部要定期接受第三方审计，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开，方便公众监督。
拍卖会把《江南春》当作可买卖的物件摆在台面上，这表明市场和博物馆在来源审核上存在缝隙，拍卖方有责任核实来源，博物馆有责任保存并公开来龙去脉，要堵住这个漏洞，就得从两端做起，拍卖行加大对上链文件的要求，博物馆把档案做在前头，监督机构定时检查执行状况，把这些环节串联起来，失踪藏品的面貌才有可能被还原，追责才有实际依据。
把一件国宝级画作摆上拍卖目录，带给社会的不只是舆论上的冲击，它暴露出长期存在的内部人文化和形式主义的执行现状，若要改变“默许特权”和“不留痕迹”的做法，再多的规章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江南春》这样的作品不该成为制度漏洞的牺牲品，也不该让遗留的人承受无法挽回的代价。
用这件事提醒管理者和大众，修补文物保护体系不是喊口号，要把电子化的档案做起来，把监管追责的链条接牢，让每一件藏品的去向都能查到，让每一次借出移交都有书面和电子记录，让每一个环节出问题都能有人担责，这样捐赠人的名誉才能保住，博物馆的公信力才能恢复，类似《江南春》这样的事才不会一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