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岁刚出狱就求职，为了找人揣着2块大洋玩命，这才是第一代“最强打工人”
1975年夏天，一封信递到了上面。
写信这人75岁了，刚蹲了七年大狱出来，手抖得不行，字却写得硬邦邦的。
按理说，这岁数遭了这么大罪，出来后肯定是想弄个离休待遇，回家抱孙子晒太阳对吧？
结果你猜怎么着？
他在求职。
信里就一句话：“我还能干活，请党再分配我一点工作。”
这不是一般的狠人。
这信是谁写的？
何长工。
两个月后，任命书真下来了。
这事儿吧，现在看着觉得不可思议，但你要是翻翻他年轻时候干的那些事，就知道这老头为什么这么倔了。
真正的硬骨头，不是不会碎，是碎了还能自己拼起来接着干。
把时间条往回拉，拉到1928年那个冷得要命的早春。
那时候井冈山的情况，说句不好听的，那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秋收起义名头是响，但几百号人几百条破枪，被国民党正规军围得跟铁桶似的。
毛主席心里跟明镜似的，光靠这点家底，早晚得凉。
这时候朱德、陈毅的队伍在外面转悠，也是没地儿落脚。
两边都急，但中间隔着好几百里的敌占区，谁去联络？
这活儿不是送死，是送命。
28岁的何长工站出来了。
他也没带警卫排，就揣了两块银元，脱了军装就走了。
这趟差事，现在看来简直就是“地狱级难度”的剧本杀。
何长工这一路，那是把“变色龙”这个技能点满了。
那时候查得有多严？
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
为了过关卡，他有时候扮成一脸晦气的难民，有时候装成满嘴跑火车的生意人。
最绝的是，实在混不过去的时候，他竟然混进敌人的队伍里装逃兵。
这心理素质，简直了。
他在外面晃荡了一个多月，也就是三十多天吧，终于在韶关那个叫犁铺头的地方找到了朱德。
当他衣衫褴褛地把密信掏出来的时候，这事儿就算成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悬，要是没有这次不要命的“人肉快递”，井冈山会师这事儿恐怕就只能在梦里见了。
人找来了，吃饭也是个大问题。
这两位爷手里有枪有地盘，虽然不坏，但那是标准的江湖路子，对红军是既想接触又怕被吞并。
毛主席看人极准，直接把何长工派去了王佐那儿。
临走前就给了个锦囊：“先做长工，再做党代表。”
这话说得容易，做起来太难了。
王佐那人疑心病重，表面客客气气，背地里派人天天盯着何长工，连开个会都防着他。
换个脾气暴的，估计早就掀桌子不干了。
但何长工那是真沉得住气。
他还真就给自己定位成“高级打工仔”了。
王佐队伍里谁不会写信，他帮忙写；训练搞不上去，他手把手教；甚至王佐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有点什么破事，他也去帮忙。
这一套“温水煮青蛙”下来，王佐心里的冰山算是化了。
最厉害的是，何长工没急着给王佐上政治课，而是先把王佐手底下的骨干和小头目都处成了哥们儿。
等王佐发现身边人都说红军好的时候，这事儿也就水到渠成了。
最后这两支绿林武装那是成建制地编进了红军，连人带枪全是咱们的了。
最顶级的统战，不是靠嘴皮子忽悠，是让你觉得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除了搞人事和外交，何长工居然还是个搞设计的。
你敢信？
红军第一面正规军旗，就是出自这位“外交官”的手。
那时候条件简陋得令人发指，也没个设计软件，何长工就凭着感觉来。
找了块红布当底，剪了个镰刀斧头代表工农，再弄个五角星往上一贴。
这面旗子一竖起来，那个精气神立马就不一样了。
战士们一看，咱们不是土匪流寇，咱们是有名有姓的队伍。
后来他又去搞抗日军政大学，当副校长。
在延安那些破窑洞里，硬是给前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团长、师长。
说白了，他是既管“面子”（视觉设计），又管“里子”（人才培养）。
建国后，按说功成名就，该享福了吧？
何长工又干了一件让人掉下巴的事。
他把军装一脱，跑到地质部去当官了。
那时候国家搞工业化，最缺的就是矿。
地底下到底有啥，谁心里都没底。
何长工拿出了当年找朱德的那股子劲头，满中国跑。
哪里荒凉去哪里，哪里没人去哪里。
无论是大庆油田的勘探决策，还是大西北找原子弹用的铀矿，都有他的影子。
他总挂在嘴边一句话：“我愿意当一辈子的长工。”
这话真不是虚头巴脑的口号，他是真把自个儿当成给国家打工的了。
他在地质队那几年，简直就是给新中国的工业底座搞“基建狂魔”版的铺路。
1980年，何长工最后一次回了趟井冈山。
在大井毛主席旧居门口，这80岁的老爷子站那儿好半天没说话。
那天风挺大，他可能想起了当年那个只有几百条枪的寒冷春天，想起了那面用红布拼凑的旗子，还有那些名字都记不全了的战友。
毛主席当年给他改名叫“长工”，本来是让他别忘了为人民服务，结果他愣是用87年的一辈子，把这两个字给活成了教科书。
从孤胆英雄到挖矿先锋，他这辈子没怎么在C位待过，但在每个要命的关口，那个最重要的位置上，总有他的身影。
1987年12月29日，何长工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这回是真的彻底休息了。
参考资料：
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