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北京城的天空还回荡着礼炮声，天安门城楼上人头攒动。人群里，43岁的许世友站得笔挺，望着毛主席宣告新中国成立，眼圈突然有些发红。谁也没想到，27年后，他会在人民大会堂里怒吼：“毛主席绝不是病死！”情感的转折，从此埋下伏笔。
时间拨回1934年冬。红军长征途中，凌晨的月光冷得像刀子，许世友抱着那把“鬼头大刀”在山路上边走边哼小曲。毛主席在前线指挥部听说“有个少林和尚劈开敌军战壕”，忍不住让警卫把他请来。毛主席拿起许世友写在簿子上的名字，沉吟几秒，“仕友”改“世友”，轻描淡写一句“世界劳动人民的朋友”，却让许世友热血翻滚。那晚他回到营地，摸着自己写上新字的臂章，咧嘴傻笑到天亮。
1937年3月，延安城隍庙广场的批判大会闹得火药味十足。张国焘被揭发生活作风问题，许世友没开腔，却在台下憋得脸通红。会后他摔门而去，躲进窑洞闷头猛灌凉水，心里一句“做人要讲良心”翻来覆去。两天后，一封密报把他卷进“回川打游击”的传言，抗大保卫处来人抓捕，许世友急得直蹿屋顶。刘伯承赶到，“下来再说理儿。”许世友抬头看天，良久才蹲着滑下来。毛主席两次探望禁闭室，劝他“红四方面军是党的队伍，你的血汗党记着”，许世友沉默良久，低声回了句“生是您的兵”。获释那天，他把手铐往桌上一放，“响”一声，周围人都愣了——那双手后来握过无数次指挥刀，却再没对党失过控。
时间推到1969年。九届一中全会上，许世友当选政治局委员。会上休息间，他端着茶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叶剑英：“要是真有一天，主席有个三长两短，咱怎么办？”叶帅拍拍他肩膀没说话。许世友皱着眉，嘴里“嘶”地倒吸一口凉气。这段小插曲，当时没人留意，却成了七年后那支佩枪的前奏。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央军委作战值班室接到重大电报，毛主席病逝。广州军区正在夜训，灯火通明。电话里传来消息，司令部的电报员一时语塞，耳机差点掉地上。几分钟后，许世友披着军外套冲进作战大楼，声音发哑：“立即准备飞机，进京吊唁！”他转身回宿舍，撕下墙上毛主席像，用糨糊密密匝匝贴满整面墙，“贴高点，再贴——别漏空！”副官额头冒汗，不敢多说一句。
9月11日，值班专机降落西郊机场。许世友腰间那把五四式手枪显眼地别在枪套里。机场勤务人员见状交换了个眼色，却无人敢阻。下午，他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见到毛主席遗体，鞠躬三次，足足绕棺走了四圈。有人看到他抬头，似要寻找气息，眼底倔强得像二十年前的山里少年。
轮到守灵时，门口警卫拦下他：“首长，按规定，不得带枪进入。”
许世友扫了对方一眼：“谁定的？”
“政治局——”
“我也是政治局委员！”一句话像炮弹。许世友侧身就进，警卫站得笔直，大气不敢出。灵堂里寂静无声，烛光摇曳，他背着手站在灵柩旁，右手却紧紧按在枪柄上。
9月22日晚，政治局扩大会议。医疗组详细汇报毛主席病程。话说到“心功能不全导致缺氧”时，一声闷喝打断发言——“放屁！主席身上那片青斑怎么来的？”许世友腾地起身，水杯摔在地上碎成几瓣。江青皱眉，“世友同志，科学讲……”许世友一掌拍桌，“死人我见得多，哪有病死成那样？说到底就是有人动的手脚！”会议室里空气瞬间凝固。张春桥想劝一句，又缩回去。华国锋抬手示意先听完，会议才艰难继续。
之后几天，许世友几乎逢人就问：“主席到底怎么走的？说实话！”越问越觉得答案苍白。一位同在延安时的医务干部试图解释血氧饱和度与皮肤色素沉积，他猛地挥手，“道理我不懂，我只知道主席不该躺那儿。”旁人叹息，却没人敢再辩。
年底，中央决定对“四人帮”采取措施。许世友参加作战预案讨论，首次没把个人情绪带进军事决策。会后，他在日记里写下八个字：“保卫党，才能保卫主席。”这句话后来被秘书读到，扉页上墨迹还未干透。
许世友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让他信服的医学答案。1980年仲夏，他在南京疗养院花园里踱步，远处知了聒噪一片。林钧才探望，刚坐下就被他一句“讲不讲真话”顶回来。林钧才无奈，只能重复当年的病理资料。许世友听到一半摆手：“行了，不说也罢。”随手掰枝嫩柳，扔出老远。老人耷拉着眉，像极了三十年代那个被关禁闭后倔强不认错的青年。
1985年，许世友病重住进南京军区总医院。病床旁，秘书问他还有什么心愿。许世友抬手指向墙上的毛主席像，声音沙哑：“别让尘土落他身上。”说完，他闭目养神。那把陪伴半生的五四式枪，被军博物馆正式收藏，展架旁只有一句说明——“1976年9月11日，许世友携此枪吊唁毛主席”。简介冷静，却道不尽一位猛将对领袖的古道热肠与执拗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