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解放战争史料汇编》《绥远起义史料》《起义将领回忆录》《刘万春回忆录》《华北军区档案》《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等史料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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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深秋，北京中南海的一间办公室内，一份来自华北军区的秘密电报静静地躺在办公桌上。
电报内容简短，却字字如雷："刘万春派遣所部辎重营营长李玉浩秘密赴港，与台湾方面建立联系，现已获得确凿证据。"
伟人缓缓放下手中的茶杯，目光深邃地望向远方。
谁能想到，仅仅一年前还在绥远起义通电上签字的解放军第36军军长刘万春，竟然在暗中与台湾方面保持着联系。
刘万春，这个河北交河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曾经深受蒋介石器重的国民党将领。
1949年9月19日，他与董其武、孙兰峰一起宣布起义，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起义将领。
可如今，这位已经担任人民解放军军长的昔日国军将领，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类似刘万春这样的人物并不少见。
他们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有的人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彻底转变立场；有的人则在新旧交替中迷失了方向，最终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刘万春的故事，正是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真实写照。
【一】保定军校培养出的职业军人
刘万春生于1900年10月20日，字寿山，泊头市区回民。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军校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青年来说，无疑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
1920年，刘万春考入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军官学校，这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奠定了基础。
1921年至1924年，刘万春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军事院校，培养了大批军官，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该校自1912年创办，到1923年停办，共举办九期，毕业生6000余人，其中有1600多人获得将军军衔。
这所学校被誉为"中国近代军事将领的摇篮"，培养出了众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
保定军校的教育体系相当完善，课程设置与教授方法参照日本和德国教育模式，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
课程主要分为三大类：学科、术科和外文，此外还有汉文、算学、卫生等普通课程。
学科包括战术、兵器、地形及筑垒、交通等四大类；术科包括器械体操、刺枪、劈剑、马术等项目。
这种系统性的军事教育，为学员们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
刘万春所在的第九期是保定军校的最后一期，这一期的著名毕业生还包括何基沣、张克侠、赵锡章、董振堂、边章五、宋邦荣、夏国璋、施中诚、张寿龄、牟中珩等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人物。
从这个角度来看，刘万春接受的是当时中国最正规的军事教育，这也为他日后在军界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924年毕业后，刘万春被分配到湖北省长江上游总司令兼第七师师长王都庆部担任见习军官，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一个职业军人的命运往往与他所追随的上级紧密相连。
刘万春先后在王都庆、阎得胜等人麾下任职，职务逐步上升，从排长、连长、营长一路晋升。
在王都庆部期间，刘万春先后担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部副官长等职务。
1925年，他晋升为师部副官长，同年兼任独立团团长。
1926年，他的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刘万春担任第8师1团团长。
这一时期正值北伐战争前夕，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和人员构成都在发生重大变化。
在军阀混战的复杂局面中，部队番号的变更、改编、缩编是家常便饭。
1927年5月，刘万春所在部队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9军，他担任上校团长。
然而，9月份所部被缴械后，他改任第2军上校团长。
这种频繁的变动反映了当时军事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
1928年1月，刘万春所在部队再次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8师，他担任第1团上校团长。
随后的几年里，他的部队又经历了多次改编，先后改称为第4集团军暂编第1师、第14师等，刘万春的职务也随之调整，先后担任旅参谋长、团长等职。
这些频繁的改编既体现了当时军阀混战的复杂局面，也说明了刘万春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1930年4月，刘万春升任第3方面军第20军补充第1旅少将旅长，这是他军旅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然而好景不长，同年12月，所部被第26路军缴械，刘万春失去了军队职务，只得在天津赋闲。
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了在那个时代一个职业军人命运的不确定性和残酷性。
在天津赋闲期间，刘万春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在等待重新出山的机会。
这种坚韧不拔的性格特点，在他日后的军旅生涯中多次得到体现。
同时，这段经历也让他对军阀混战的残酷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日后的政治选择。
【二】投靠晋绥军阎锡山麾下的发展历程
经过近两年的沉寂，1932年，刘万春重新出山，投靠了晋绥军阎锡山，担任参谋职务。
这个选择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轨迹，也让他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
阎锡山作为山西的实力派人物，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能够为手下提供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
在阎锡山麾下的初期，刘万春主要担任参谋类职务，这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更高层次的军事决策和战略规划。
1936年11月，他被调任独立第7旅少将参谋长，这标志着他在晋绥军系统中地位的提升。
1937年12月，又调任第35军第73师少将参谋长，职责范围进一步扩大。
抗日战争的爆发为刘万春的军旅生涯带来了新的机遇。
1938年4月，他调任绥远省游击军第2旅少将旅长，这是他在抗战期间的第一个实职指挥岗位。
在抗日战争期间，绥远地区是华北抗战的重要战场之一，这里既有正面战场的激烈战斗，也有敌后游击战的频繁作战。
绥远省游击军的成立，是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而组建的特殊作战部队。
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日伪军，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
刘万春率领第2旅参加了多次抗击日军的战斗，在实战中积累了丰富的指挥经验，也赢得了上级和部下的认可。
1939年3月，刘万春被调任绥远第2游击区少将司令，指挥范围进一步扩大。
游击区司令的职责不仅包括军事指挥，还涉及地方行政和民众组织工作。
在这个岗位上，刘万春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既要指挥部队作战，又要处理地方事务，这锻炼了他的综合能力。
1942年7月，刘万春升任新编骑兵第3师少将代理师长，次年2月正式升任师长。
骑兵部队在当时的作战环境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地域辽阔的绥远地区，骑兵的机动性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
刘万春在骑兵指挥方面表现出了较强的能力，这也为他日后的进一步升迁奠定了基础。
1943年7月，刘万春又调任暂编第17师师长。
暂编师虽然在编制上属于临时性质，但实际战斗力并不逊色于正规师。
在担任师长期间，刘万春继续参与抗日作战，率部在多个战场上与日伪军作战，积累了丰富的大部队指挥经验。
1944年10月23日，刘万春升任第35军副军长兼骑兵第4师师长，这是他在抗战期间达到的最高职位。
第35军是晋绥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军长董其武也是阎锡山的重要部将。
在第35军副军长的位置上，刘万春不仅要协助军长处理全军事务，还要直接指挥骑兵第4师的作战行动。
1945年6月28日，刘万春被正式授予陆军少将军衔，这是对他在抗日战争期间表现的正式确认。
同年8月，兼任新编骑兵第4师师长。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1月，免去师长兼职，专职担任第35军副军长。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国共两党从抗日合作转向政治对抗，内战的阴云开始笼罩中华大地。
在这种背景下，各地军阀都面临着重新选择阵营的问题。
阎锡山选择了继续跟随蒋介石，这也决定了刘万春等晋绥军将领的政治立场。
1946年3月，刘万春调升绥远全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这个职位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保安司令部主要负责地方治安和防务工作，但在内战即将爆发的背景下，这些部队实际上成为了国民党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7年12月，刘万春调升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驻绥部队指挥所中将副主任。
"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是国民党政府为了对付共产党武装而设立的军事机构，傅作义担任总司令。这个任命表明刘万春已经成为华北地区国民党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9年1月，刘万春兼任第111军军长。
这个任命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此时解放战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国民党军队的败局已经基本确定。
在这种情况下，让刘万春担任军长职务，既体现了上级对他能力的认可，也反映了当时军队人事调整的紧迫性。
1949年7月，刘万春升兼第9兵团副司令官兼第111军军长。
兵团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高级编制，副司令官的职位已经属于高级将领的范畴。
这一系列的任职变化表明，刘万春在国民党军队系统中已经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绥远地区，他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三】解放战争后期的复杂局面与艰难抉择
1948年下半年，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相继展开，国民党军队的败局已经无可挽回。
作为华北地区国民党军的重要将领，刘万春对于时局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
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的惨败，深知继续抵抗下去只能是徒增伤亡。
当时的绥远地区，在傅作义的统一指挥下，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队。
根据统计，绥远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总数约为8.6万人，编制复杂，包括16个旅和几十个保安团。
这些部队成分复杂，既有中央军，也有地方杂牌军，还包括阎锡山的旧部和当地的武装部队。
刘万春作为第111军军长，手下有第319师、第320师、第326师，总兵力约1.3万余人。
第111军虽然在绥远地区不是最大的部队，但由于刘万春在当地的影响力和他与傅作义的关系，这支部队在绥远的政治军事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绥远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面临着严峻的选择。
是负隅顽抗到底，还是寻求和平解决的道路，这成为摆在每个将领面前的重大问题。
1948年12月上旬，当北平被解放军包围时，傅作义开始考虑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并征求所属各部的意见。
当傅作义征求刘万春的意见时，刘万春的回答颇为实在：
"孤军固守北平，三个月五个月，一年半年尚有可能，时间长了困难就会越来越多，士气也是个大问题，应该预先想周到些。要和谈那就要看共产党方面的态度怎么样。"
这个回答显示出刘万春对于当时军事形势的清楚判断，他并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
从军事角度来看，绥远地区的地理位置相对偏远，暂时还没有受到解放军主力的直接威胁。
但是，随着华北其他地区的相继解放，绥远地区迟早也会面临解放军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是选择抵抗到底还是寻求和平解决，成为了当地军政要员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刘万春的回答表明他倾向于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愿意看到更多无谓的流血牺牲。
这种态度在当时是比较现实的，因为继续抵抗下去，除了造成更大的伤亡之外，并不能改变最终的结果。
然而，这种表态也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矛盾。
1948年12月底，邓宝珊在电报里询问刘万春对北平和平谈判的态度。
刘万春的回应是谨慎的，他既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也没有坚决反对，而是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
这种态度反映了他内心的复杂矛盾：理性上认识到和平解决的必要性，但感情上又难以完全接受。
1949年6月，当傅作义的秘书长王克俊等人带着《绥远和平协议》来到绥远时，刘万春的态度却显得有些异常。
据王克俊回忆，当他们一行于6月14日离开北平赴绥远时，刘万春对此次和谈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协调举动。
6月17日下午，王克俊一行乘火车到达旗下营。
由于铁路不通，他们需要换乘马车前往归绥。
18日清晨，当他们准备出发时，刘万春派人在路边拦截了他们。
据王克俊回忆，有个士兵走来问道："你是王克俊吗？刘军长在树林中等你。"
在路边的树林中，王克俊见到了刘万春。
稍事寒暄后，刘万春便索要《协议》文件，王克俊说文件在车上。
刘万春神情诡秘地说："绥远这里许多人都不赞成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反对投降共产党，《协议》千万不能公布，不然要出乱子！"
他还说："咱们等天黑再进城，这样安全些。"
王克俊对刘万春的这种态度感到很奇怪，因为这与他之前了解的情况不符。
王克俊郑重地向他转达了傅作义对解决绥远问题的态度和对他的期望，并特意加重语气说："当前处变，唯你是赖。"
刘万春听后颇为自得，但他的态度仍然显得矛盾和复杂。
这种前后不一的态度，暴露了刘万春内心深处的复杂矛盾。
一方面，他理性地认识到了和平解决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这种选择可能带来的后果。
更重要的是，在他内心深处，对于是否真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还存在着很大的疑虑。
实际上，早在起义前夕，刘万春就已经表现出了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
据史料记载，在1949年的关键时刻，当蒋介石派遣徐永昌等人到绥远进行最后的拉拢工作时，刘万春曾对徐永昌表示："我永远是党国忠诚的将士，起义后隐蔽为内应，一定坚持到光复的那一天。"
这句话清楚地表明，刘万春参加起义并非出于真心的政治转变，而是带有明显的投机性质。
他试图在变化的政治形势中为自己留下后路，既不想完全得罪共产党，也不想彻底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
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心理，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在绥远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刘万春的这种矛盾心理一直存在。
他一方面参与了和谈的各种活动，另一方面又对起义的前景心存疑虑。
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在当时的起义将领中并不罕见，反映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和职业军人的普遍困惑。
【四】绥远起义中的复杂表现与内心矛盾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正式举行。
这一天，对于参与其中的每个人来说，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等绥远军政要员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绥远地区的政治格局，也改变了参与者的人生轨迹。
绥远起义的成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解放战争的大局已经基本确定，国民党军队的败局已经无可挽回。
其次，绥远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相对孤立的状态，使得这里的国民党军队缺乏外援。
第三，以傅作义为代表的绥远军政领导人对时局有着清醒的认识，认识到和平解决是最好的选择。
在起义签名的排序上，刘万春的名字排在董其武、孙兰峰之后，位列第三。
这个排序反映了他在绥远起义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了他所指挥的第111军在绥远军事力量中的重要性。
然而，这个看似光荣的时刻，对刘万春来说却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据当时参与起义的人员回忆，在签字仪式上，刘万春的表情显得相当复杂。
他既有对未来的期待，也有对过去的不舍；既有对和平的渴望，也有对不确定性的担忧。
这种复杂的情感状态，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他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
起义成功后，根据中国共产党对绥远起义所承诺的改编原则——对起义干部不升不降，原职使用，允许干部超编，刘万春的第111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
这个改编原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起义将领的信任和重视，也为起义的成功提供了重要保障。
1949年12月9日，第111军在包头地区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军，刘万春任军长，康健民任政治委员，王建业、张惠源任副军长，樊折桂任参谋长，李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06、107、108师和骑兵旅，全军共1.3万余人。
这支部队列入绥远军区建制，12月又划归华北军区建制。
从编制上看，第36军是一支规模相当可观的部队，其战斗力在解放军序列中也占有一定地位。
刘万春能够继续担任军长职务，说明了人民解放军对他的信任和期望。
要知道，能够担任军长职务的，在解放军中基本上都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老革命。
一个国军出身的人能够获得如此信任，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视。
1950年1月，刘万春还兼任了绥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这进一步体现了新政权对他的信任和重用。
作为回族军官，刘万春在处理民族事务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这个任命也体现了新政府对民族团结的重视。
然而，表面的平静掩盖不了内心的波澜。
成为解放军军长后的刘万春，并没有真正完成思想上的转变。
相反，他开始怀念起过去的生活和地位。
在他看来，自己现在虽然职务没有变化，但政治环境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让他感到不太适应。
更重要的是，刘万春对于新政权的前景并没有充分的信心。
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已经基本确定，但冷战的国际背景让很多人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这进一步加剧了刘万春内心的矛盾和疑虑。
在这种复杂心理的驱使下，刘万春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立场。
他一方面要履行解放军军长的职责，另一方面又在内心深处保持着对过去的眷恋。
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最终导致了他做出错误的选择。
特别是当他听到蒋介石退守台湾的消息时，内心更是五味杂陈。
他担心如果将来局势发生变化，自己会被扣上"背叛"的帽子。
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让他无法安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反而开始考虑如何为自己留后路。
1950年7月，刘万春先后两次秘密召集所部辎重营营长李玉浩谈话。
这次谈话的地点选择在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而谈话的内容更是让人震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