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在西安人民大厦的客厅当中，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递给战斗英雄李万铭一支香烟。随后张德生突然从自己的腰间掏出配备的枪支并将其拍放在茶几之上。张德生问李万铭：“李同志，你这个12军参谋长的调令，为什么盖的是防空司令部的印章？”李万铭端起茶杯的手晃动了一下，茶水洒在了子军裤之上。这一片水渍之后成为了审讯笔录里面的关键物证，比他那一枚战斗英雄奖章更早地暴露出了破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万铭的骗局是由于过度包装而走向崩塌的。他手持伪造的军委调令前往西安参加并不存在的军事会议。但是他忘记了十二军当时在福建进行驻防，西北军区根本不存在35师的编制。更为离谱的是，他给省委书记梁得柱所看的军急电报，在落款之处使用了防空司令部和野战军这两种信笺抬头。这样的常识性漏洞，竟然被五个省级单位的人事部门忽视了长达四年的时间。
我认为李万铭案件最值得深入探究的并非骗术究竟有多么高明，而是官僚系统所存在的信任惯性。1951年，他首次在陕西省委办理转业手续，优抚局副科长察觉到介绍信上盖有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的公章，心里产生疑惑，军事院校怎么会有独立的组织部？但是秘书王礼还是批了条子。之后在中南农林部，同事陈汉明查出全军英模名录里并没有这个人，于是检举信被转到林业部监察室，令人惊讶的是居然被批复经历属实。这种层层出现失误的情况，如同果戈里《钦差大臣》的中国版本一样。
不过张德生拔枪的传闻不一定是真实的情况。公安部存档的审讯记录表明，当时现场仅有三个人，分别是张德生、李万铭以及一位速记员。所谓的拔枪情节，实际上是书记将佩枪从枪套移动到茶几的动作被速记员进行了变形记录。速记员在备注栏书写书记取佩枪放桌上，疑犯改变了脸色。这样的细节上的变化，恰好显示出这个案子在民间传播的时候被符号化了，人们更倾向于相信英雄识破骗子的具有戏剧性的情节，而不是档案里枯燥的介绍信没有编号这类技术方面的漏洞。
那么接着来说，李万铭获得了成功。这件事情反映出在建国初期存在制度方面的漏洞。在1952年军队授衔之前，对于干部履历的核查没有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网络连接，各个大的行政区之间信息无法互通。他能够在中南局伪造聂荣臻的电话记录，跑到西北的时候还冒充是陈赓的旧部，依靠的就是大区制度所造成的管理上的漏洞。更为厉害的是他总是选择在机构合并的时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1953年中南局撤销的时候调到北京，1954年大区进行改组的时候申请前往西北，人事方面的交接处于忙乱的状态就成了最好的掩护。
此案件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具备历史价值。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官僚主义养奸现象进行批评，这直接推动了全军档案的电子化管理。老舍改编的话剧《西望长安》在巡演的时候，台下经常坐着整编制的干部观摩团。最为讽刺的是，剧中骗子栗晚成伪造的军委急电台词，后来被总参当作甄别培训教材，艺术成为了反诈的工具。
或许可以这样来总结：李万铭的案件好似一面哈哈镜，映照出制度发展当中的可笑之处以及所经历的痛苦。在1979年修订《干部审查条例》的时候，专家们还会拿这个案件来阐述跨部门核查的必要性。而那个在西安会客厅打翻茶水的骗子大概没有想到，他随意伪造的印章，竟然印在了中国人事制度现代化的首页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