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夜，延安城外的油灯在秋风里摇晃，一位身负枪伤的女伤员被抬进八路军总卫生部。朱德快步迎上前，只留下短短一句嘱托：“务必保住她。”外人不知，这名女伤员正是让国民党特务焦头烂额的“军火大盗”，也是后来在沈阳干休所隐居半世纪的高崇德。
她的故事没从出生开始，而是先被一道追捕令写进了军统档案。1938年初，军统北平站收到密报：有一位“高姓妇人”不断将轻机枪、步枪子弹由华北秘密运往晋察冀根据地，数量惊人。档案里记录的作案手法干净利落，熟门熟路，连运输路线都刻意错开，各地特务跟了半年，只摸到一句口号——“给新兵配枪”。
再往前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被迫撤离故土。沈阳匆促的枪声里，高崇德放下“团长夫人”的温室身份，干脆换上军装进了靶场。兵们悄声议论：“那位高大嫂枪法比咱爷们还狠。”她自己也觉得新世界大门被推开，枪托在肩头的重量，像是宿命。
抗战全面爆发，吕正操摇摆于“奉命南撤”与“背令抗日”之间。情报迟迟下达，高崇德心里却只剩一个念头——把枪和弹药压进敌后。她先在保定、石家庄一带收拢散兵，拉起一支挂着“军属运输队”招牌的小分队。运输队白天给国民党守桥头站岗，夜里扎营后，封箱的木条却被悄悄换成子弹匣。
有意思的是，这支队伍表面听命各地行营，实际却把路线标在手绘地图的反面，只要遇到盘查，就把油纸翻回来，把枪口压低，假装是搬家。特务特擅长审口供，可对这一招束手无策——物资发放单、双保险暗号、旅部动用章，件件都在章程之内，无从挑刺。
1940年，石门留守处遭围，身份几乎暴露。突围路上，高崇德胸口中弹，晕倒前一句话咬得牙关作响：“东西不能丢。”同行的警卫拼命把她拖到安全区，随后呈交一张名单——留守处一个月内运出的军火总数，足够三个团连用半年。朱德批示的“功臣”“超级间谍”五个字，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仍能在档案馆翻到。
出院后，她没有再回前线，被安排在中央军委机关，手里却一直攥着那只旧皮枪套。伤口反复发炎，1950年不得不前往沈阳疗养。组织考虑多重隐秘，索性把她的名字埋进干休所花名册，外界只知来了位“高老太”，脾气冷，话不多。
干休所的日子按理平淡：晨练、看报、开饭、熄灯。姑娘们给她剪发，她从不谈过去；老人们下棋，她只坐在窗边磨那把快要锈死的匕首。有人曾小心打听：“老首长，当年您是干什么的？”她摆摆手，眼神像关上枪机：“别问，活着不容易。”
时间滑到1995年3月，一个普通的午后，她忽然高烧，医嘱输液。吊瓶没用完，人却突然清醒。看护凑近时，老人把嘴贴在对方耳边轻轻说了一句：“我就是国民党一直在找的军火大盗。”语音刚落，呼吸也止了。此言震动干休所，工作人员上报省军区，不到一周，密档与她的真实履历被一一对应。
值得一提的是，军统昔日的追捕令仍存台北档案馆，编号“G-1427”。那张薄纸记录了两件事：高崇德身高一米六五，眉心有颗小痣；她精于射击，惯用李式步枪改装的快慢机。几十年过去，特务早已老去或亡故，那份“最高悬赏”却再无人提及，直到辽宁省委干休所整理遗物才算盖棺。
有人好奇，高老太为何晚年极少与人交往？伤痛是一部分，更大的原因在于保密纪律。她熟读《要员隐蔽条例》，条款写得清楚：涉密人员退休后仍负有终身保密义务。她可以缝补旧衣，可以教护士擦枪，却绝不可以把那些换来鲜血的细节拿来讲故事。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她一次次“冒领”枪弹，华北游击队缺枪少弹的日子会拖得更久；如果她在1940年被捕，八路军晋察冀军区至少要损失一个重要的物资来源。战争史往往聚焦将领排兵布阵，却极少提到埋名的运输线。高崇德撑起的，正是一条谁也不敢大声议论的生命线。
如今能对这位老人说的评价其实很简单——她曾经站在最危险的地方，用最普通的身份做了最不普通的事，随后安静地离开，把荣誉和名字都锁进抽屉。干休所那间旧屋里，只剩下一枚锈迹班斑的老式子弹壳，和一本封皮已经褪色的《骑兵枪法》。
